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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不挣钱”的背后

20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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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2019年光纤的财报背后,是外卖业务即将崩溃的脆弱平衡。骑手、个体户、连锁餐厅,还有平台自身一齐哭穷。

当人们开始讨论后疫情时代的“报复性消费”话题时,以广东为首的多地餐饮行业协会向美团公开控诉其抽佣和独家合作的做法。

美团点评随后回应称,称外卖业务“不挣钱”:成立以来已持续亏损五年,即便在盈亏刚刚达到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平均每单外卖的利润也不到两角钱。美团还称,对商家抽佣的八成用来支付了骑手的工资。

超过两成的抽成到底算不算高?既然八成佣金都用在了骑手身上,骑手的收入是否有提高?笔者走访了快餐外卖行业链条上的多个参与者,试图弄清美团“不挣钱”的真与伪。

骑手:“我们的收入不升反降”

“我们的收入没有增多,反而少了。美团多抽的佣肯定没有给到我们。”

小郑是美团一名普通骑手,笔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昌平区龙旗购物中心附近的路边休息。正午时分往常正是外卖小哥疯狂接单之时,此时还能得闲在路边休息,这对小郑来说很“奢侈”。“这也能证明现在的单量真是少的可怜。再加上春暖花开,正是外卖行业的淡季,单量就少了。”小郑说。

小郑告诉笔者,美团对骑手的管理方式是分区域布点,每个区域有3到5公里的服务半径,在半径的圆心附近设立一个站点。小郑目前所服务的站点位于西三旗桥东两公里的北新家园,此地位于昌平区和海淀区交界处的海淀区一侧,主要服务范围是昌平区回龙观南部地区和海淀区西三旗地区。

“我们的工资按单结算,每单给一笔服务费,总收入只和接单数量有关,和每单具体多少钱,美团能从中抽多少佣金无关。”也就是说,对小郑这样的普通骑手来说,一个100元的单与一个200元的单给他带来的收入是一样的。小郑告诉笔者,目前的单量比往常少了很多,“不管美团怎么说,只要单量减少,我们的收入也还是减少了。”小郑说,以北新家园站点为例,春节前夕平均每天能接1400-1500单,现在这个数字只有1000出头,“单量下降了30%,骑手总收入也就下降了30%。”

龙旗购物中心是回龙观南部地区少有的商业中心,也是小郑的主战场
龙旗购物中心是回龙观南部地区少有的商业中心,也是小郑的主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团对骑手并不是直接管理,他们的工资也不由美团直接发放。“美团骑手表面看起来着装是统一的,甚至保温箱和电动摩托车的外观都是统一的,但背后我们分属不同的供应商,由供应商替美团管理我们。”小郑告诉笔者,供应商可以理解为骑手江湖里的“包工头”。“我们的工资不从美团领,从供应商手上领。”也就是说,美团骑手得到的实际工资的流向是“美团—供应商—骑手”。

供应商的日子也不好过,“最近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供应商从美团手里得到的钱变少了。”据小郑所知,美团在疫情期间单量的降低在供应商身上得到了直接体现。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单量不高的情况下,骑手若有基本工资,尚存生活保证,但美团早已取消了底薪。“我从19年4月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底薪了,与我同站的一些老骑手曾经有底薪,那时候基本工资不高,每月也就两千多。”小郑说。

有无底薪的问题可以从美团补贴政策的终止时间得到佐证。在2017–18年间时,外卖平台流量大战激战正酣,美团对骑手、店家和用户三方都进行补贴。从2019年初开始,美团补贴退坡,对商家的佣金上涨,小郑同事们的底薪也基本从那时候消失。

个体户:“我们太依赖美团了,就是在为它打工”

“规模太小,我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就是在为美团打工。”小王于2019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回龙观南部地区的一处室内排挡开了一家叫花鸡店,说是店铺,其实只是租下了一个后厨,后厨对着室内排挡开了一个窗口,小王的店没有专属的座位,只和室内排挡的其他商家共用座位。

对于小王这种没有能力自建订餐平台和配送团队的个体户,他平时的收入构成就是堂食和美团,“一半以上的收入都靠美团,我们这样的个体户对流量的依赖度太高了。”小王的叫花鸡店从2019年开店起就加入了美团,“美团每单抽佣19.5%,一开始就是这个比例,我听说最近新加盟的店已经涨到百分之二十几了。”

当下疫情尚未消散,小王所在的室内排挡一律不开放堂食,这意味着外卖是叫花鸡店100%的收入来源。外卖平台的流量资源,排名资源和搜索结果首页资源就是小王的生命线。“笔者问小王有没有想过转投饿了么?小王说,饿了么对他的抽佣比例是一样的,“如果和美团签独家合作协议,他们的抽佣还能降一个点,但饿了么没有这个选项。”虽然饿了么的渗透率不如美团高,但对于小王来说,同时挂在两家平台上,避免独家合作能给他带来更多单量。

小王不是没想过自己搞配送,这样能降低对外卖平台的依赖度,“但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小王告诉笔者,同一排挡里的另一家店不用美团的骑手,抽佣会减少几个点,但配送成本他们自己承担了,算来算去其实都一样。

小王的这一单被美团抽走了十余元
小王的这一单被美团抽走了十余元

常年与美团合作的湘菜馆店主老本告诉笔者,美团的抽佣比例是逐年上升的:从最初的8%,渐渐提高到超过10%,2018年时上升到15%,“到2019年就逼近20%了。根据我的了解,新入平台的商户被抽百分之二十几的佣金很普遍。从美团想要盈利开始,他们就提高了佣金停止了补贴,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的。”老本说。

抛开个案,美团的佣金上涨从直观的财务数字上就能得到体现。2019年财报显示,美团外卖的佣金收入较上一年度上涨39.4%,而外卖交易额只较前一年上涨38.9%,佣金涨幅高于外卖交易额涨幅。

连锁餐饮:“美团对我们的抽佣并不少于别人”

没有任何一家餐厅单独发出抗议之声,只是以行业协会为名集体抗议,他们也没有按照市场法则“用脚投票”转投饿了么,可见美团在外卖市场的影响力之大。根据Trustdata对2019年第三季度外卖行业各平台渗透率的统计,美团外卖在该板块独占风骚,占据超过65%的市场份额,身后排名第二的饿了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餐饮企业有能力自建订餐平台,自建配送系统,线上有量,线下可配送,对外卖平台依赖度较低,美团对“大客户”的抽佣是否会少些?

笔者垂询了供职于总部位于上海的某餐饮企业的王某,他所在的公司拥有多个餐饮连锁品牌,看似应该在与外卖平台的博弈中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大议价权。“其实美团对所有的餐厅都是拉在同一条线上的,对我们公司的几个连锁品牌不会有特别大的优惠。”王某告诉笔者,鉴于商业秘密,他不能透露具体比例,“其实都差不多”。

老本的湘菜馆所在的商业中心不乏肯德基、庆丰包子铺、呷哺呷哺和比格等连锁品牌,根据他的了解,这些品牌被美团抽佣的比例并没有明显低于自己的这个个体户,“我们几家餐厅离得近,有时会互相了解一下抽佣的事,美团对我们基本一视同仁。”老左也认为这很不合理,但美团聚集了太多流量,用户用美团点外卖的频次远远高过使用各家餐厅自建的订餐渠道(无论是微信小程序、自建app还是支付宝小程序),“所有餐厅都在美团上,可选的范围多,用起来当然方便。”老本告诉笔者,目前他的餐厅正在装修,尚未开业,“装修之前我们被美团抽不到二十个点,属于正常水平。”开业之后老本是否担心美团按照新入平台的餐厅来对待他的湘菜馆,再涨一截佣金?他告诉笔者,不是没有这个担心,“但与美团重新合作的事还没开始谈呢。”

”巨头“也受美团的”剥削“
”巨头“也受美团的”剥削“

不久前发布的2019年美团财报可谓光鲜亮丽:总收入由2018年的人民币652亿元增至975亿元,同比增长49.5%,外卖业务交易金额同比增长38.9%至3927亿元,最重要的是,美团在2019年扭亏为盈:经营溢利由2018年的负111亿元,转为正27亿元,经调整后净利润为47亿元。

然而,财报之下的事实却是:骑手、平台,大型餐饮连锁、小个体户,几乎所有人都哭穷,美团外卖的这条生态链的平衡已处在无法维系的边缘。

疫情也许只是导火索,美团本身的商业模式可能出了偏差。曾在长江商学院任教的电子商务研究者蒋德嵩告诉笔者,电商平台的发展早已经过了跑马圈地占据流量的产业初期,“平台当下的目标是提高流量的变现率,也就是说,提高客单价,店单价,提高消费者粘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9年扭亏为盈,但美团吸收新用户和新商户的数字并不好看:2019年的四个季度,美团的用户增幅和商户增幅环比都是个位数,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新用户和商户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以提高抽佣的方式维护外卖生态链上的脆弱平衡,对美团来说是简单粗暴,却也出于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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