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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 何伟的埃及革命考古学,被埋葬的与被挖掘的

20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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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仅给我们反思革命后的埃及提供素材和角度,也是非虚构写作艺术的范本。

2007年,在中国生活超过十年的何伟(Peter Hessler)决定和同为记者的妻子张彤禾(Leslie T. Chang)离开,搬到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乡下。他们打算从都市生活中暂歇,趁年轻生个孩子,然后再去另一个国家生活。

经过考虑,他们选择去中东,觉得比较舒服,相比中国,变化会少很多。何伟称,“我们对于去个完全陌生地方的点子都很喜欢,也都想再学一种丰富的语言。我很期待造访中东的考古遗址,因为在中国时,古迹所代表的深厚时间感总教我无法自拔”。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2010年5月,张彤禾生了一对早产双胞胎,所以他们想着让女儿好好成长一年再搬家。当时,他们觉得,相较于永远不变的埃及,新生儿在生命中头一年却变化极大。结果,女儿8个月大时,开罗解放广场爆发抗议示威。18天后,统治埃及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

何伟和张彤禾的计划由此改变,写作主题也变成埃及革命。他们学了两个月阿拉伯语,找了律师,写好遗嘱,搬出租屋,车子送人,家当移去仓库,没托运任何物品,就和17个月大的双胞胎登上开往埃及的飞机。此前,他们从未去过埃及。

从2011年到2016年,驻扎在开罗的何伟为《纽约客》撰写中东报道,记录革命后埃及社会和人们的变与不变。他在中东的生活和采访经历也构成最新作品《埃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中的素材。这是何伟的第五本书。此前,他以“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闻名,被认为“敏锐观察中国平凡百姓如何应对改革时代社会快速变迁的复杂生活”。

2020年,时值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周年,《埃及的革命考古学》由八旗文化推出繁体中文版。相比我之前读过的有关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作品(如《烈焰焚春》《破碎大地》),《埃及的革命考古学》的特别之处是何伟的写作、经验和视角。同样是写革命,相比冲突,何伟更关心日常,革命后的变与不变恰恰藏匿在这些细微之处。

他采用多线交叉叙述(考古、革命、小人物)串联埃及的过去与现在,以无数意蕴丰富的细节、人物和故事勾连宏大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叙事精妙,时而和中国对比,读来让人混杂幽默、温暖、亲切、无奈等复杂情感,也引发不少思考。可以说,这本书不仅给我们反思革命后的埃及提供素材和角度,也是非虚构写作艺术的范本。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的英文书名是The Buried(陪葬),指埃及阿拜多斯一个古代墓场。“陪葬”有全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陵寝,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尚未颓倾的泥砖建筑。该建筑结构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660年前后,墙高将近12米,围出一块巨大的方形范围,但无人知道其原本功能。

从考古挖掘现场出发,何伟追寻古埃及人的两种时间观——“neheh”和“djet”。对古埃及人来说,时间并非线性存在。“neheh”是循环的时间,跟太阳运行、四季递嬗,以及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有关,它会重复、重现、重生;“djet”则是不变不动的时间,每当旧王死去,他便会进入“djet”,这是诸神的时间。神庙过的时间是“djet”,金字塔、木乃伊与王室艺术亦复如是,不时有人将这个词翻译为“永恒”,但“djet”同样能用来描述“完满”的状态。也就是说,处在“djet”的事物已经完结,但不会消逝,而是永存于当下。

这两种时间观是埃及历史与现实的绝佳隐喻。在“陪葬”这座大舞台上,何伟觉得,人们来来去去,就像一个个王朝与政权,沙子移开,填回,然后又移开来。

比如他在书中提到的阿肯那顿国王曾试图激进改革许多埃及传统信仰,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他的继承人都很短命,尤以图坦卡蒙最为知名。这家人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306年结束,原因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

“当异国考古学家在19世纪中叶重新发现他的名号时,世人便对‘叛逆国王’的概念着了迷。在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人都想把阿肯那顿据为己有。自觉受边缘化的群体尤其受他吸引,而他们也运用了这位国王‘据过去为己用’的策略。要是有人希望环保理念、同志权利、纳粹思想、种族平等或其他议题得到更多人接纳,就会利用阿肯那顿破除传统形象,证明上述理念根源于古代。”

考古学家安娜·史蒂芬斯将阿肯那顿和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联系在一起,她对何伟说:“在这段时间生活过,让我对于阿肯那顿,对于革命的冲击以及独裁者的倒台有了更多思索。这种对强大男性领导人的重视让我感到震惊。过去如此,眼下也如此。大家跟在塞西后面跑,因为他是个强大的男人。”

除了性别,人口年龄结构也呈现出相似性。何伟注意到,埃及55岁以上的人只占总人口的5.7%,“老人人数之少,但掌握的权力之大总教我哑口无言”。根据考古学家贝瑞·肯普的说法,这种人口年龄分布和他们在阿玛纳人的墓地发现非常相似:50岁以上的人极少,多数人在25岁以前就死了。但两者的原因相当不同,阿玛纳的情况是年轻人死亡率高,而非出生率太高。不过这对当时的影响很类似,独厚少数老人。

到埃及后,何伟改变对年轻人的看法。“搬来埃及之前,我曾看过解放广场都是年轻人的图片,而他们所占的极高人口比想必将彻底转变整个国家。人多就是力量——对我来说,这再明显不过。但如今我意识到我的前提出自受到局限的西方、民主观点。有时候从现实考量会比较有用,就像考古学家那样。真正的权力来自稀少性,‘丰富’有时是人们浪费得起的东西。在埃及,年轻人很廉价。”

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轻人在社会中的角色

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关系的高度关注是何伟解释阿拉伯之春后变化的一个着重角度。在他看来,这是革命最严重的失败之一。即使经历这一切动荡,大多数埃及人却从未被迫重新思考女性与年轻人在自己社会中的角色。

这个观点的由来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何伟和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中国商人交谈后受的启发。有一次,何伟随口问中国商人林翔飞:埃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林不假思索地回答:“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这边的女人只会待在家里睡觉。假如埃及想要发展,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中国在革命之后就是这么干的。”

何伟对这个回答中蕴含的力道感到吃惊,说林翔飞经常提到,中国妇女不久前同样也是与世隔绝。19、20世纪之交,有钱的中国男子妻妾成群还是常见的事,妇女也很少在工作。中国人以前也有和女阴残割等级相当的“缠足”。包括五四运动在内,20世纪初许多政治运动都反对这种习俗,后来共产革命将缠足就此终结。林翔飞觉得,埃及还在等待一场真正的革命。“简直浪费天赋,看看我家——你看过我太太怎么工作,没有她,我们就不会有这间工厂。还有我女儿经营店面。假如她们是埃及人,这些就都不能做了”,他说。

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人经常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波强大社会运动的崛起,中国人则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弱国的垮台。许多在埃及的中国商人们和林翔飞持有类似看法,觉得埃及的根本问题与穆斯林兄弟会、军队或总统完全无关——问题在于家庭,如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长辈和年轻人。在埃及,这类关系完全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而改变,改变发生之前都谈不上是场革命。

“老年人控制年轻人,男人控制女人。唯一确实存在的组织早在第一座王室陵寝在‘陪葬’开挖之前,就已经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这个组织跟兄弟会、国家民主党、塞西,或是任何其他政治人物或团体都没有关系。对埃及人来说,家族才是国中之国。”何伟写道。

如果我们和通常解释阿拉伯之春后为何陷入黑暗发展轨迹的观点对比,可能更能看出家庭作为解释因素的特别。比如同样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记者罗伯·沃斯(Robert Forsyth Worth)在《烈焰焚春》中提到:

“国族、部落的凝聚力太弱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某方面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正是人们几世纪以来的疑问:阿拉伯为何陷于危机与挫败,这个问题的答案浩瀚庞大,充满教派之争与深仇大恨。故事可以从1000年前伊拉克的战场说起。也可以从1839年说起,当时奥斯曼苏丹刚开始着手改革,而这场改革终将瓦解他的帝国,并使阿拉伯人四散飘零。或者可以从1919年说起,当时开罗的自由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也可以像许多人那样从中东向外延伸,把2011年发生的这场革命说成是阿拉伯版的30年战争,或说成是阿拉伯版的1848年欧洲革命。但这些类比都没太大意义,只让人看出评论者本身的意识形态。”

“对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最重要的成因其实较为近代。他们成长于独裁时代,事实上正是因为二战后追求独立,才催生出独裁者。当时最伟大的旗手就是埃及的前总统纳赛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他对西方强权的顽强抵抗,几乎让他成为继先知穆罕穆德后最受敬爱的阿拉伯领袖。然而纳赛尔的遗产却是遗毒:在他感人肺腑的演说和人人平等的主张之下,他建立了一个残暴的警察国家,他所唤起的阿拉伯人的信心,更早在他1970离世前就蒸发殆尽。”

“事实上,2011年不是开始,而是结束。那是腐烂了数十年的东西最后的崩解: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共和国,自作自受,最终自我毁灭。2010年,阿拉伯世界的警察国家已力不从心。阿拉伯强人们花费数十年学会分而治之与‘平衡’地方势力的艺术,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能处理加剧的经济危机、失业问题、物价上涨、干旱影响,还有他们控制不了的贪污腐败。人口结构上的改变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国家的经济深受迟缓官僚系统与官民间利益交换的主宰,年轻人看不到积极向上带来什么收获,处处只见羞辱。……以上种种最后在2010年开花结果,开启一波缓缓高涨的愤怒。”

相比之下,何伟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也渐渐看清埃及的两次现代革命——1952年的自由军官革命,以及2011年的解放运动——在规模上都太过局限。对于一个亟需深刻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改革的国家来说,这两起革命只是狭隘的政治事件。人们向来有从某种全面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办法的倾向——意思是,也许埃及需要泛阿拉伯主义,或者埃及需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或许,就是因为在这些有缺陷、过度简化的理念之间反反覆覆,所以才造就了尤其不幸的综合。

没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比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更糟

相比许多记者,何伟写小人物的能力特别突出,你常常会惊叹于他获得人物细节和故事的复杂和丰富,具有相当大的意义诠释空间。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中,像垃圾清理工萨伊德(Sayyid);何伟的阿语翻译、逃离埃及的同性恋马努(Manu);何伟的阿语老师、后不幸去世的里法阿特(Rifaat)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其中,萨伊德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从他出发,何伟也为我们展示埃及社会的结构性描述和分析。

萨伊德是何伟所住大厦的垃圾清理工,他并非政府所雇佣,亦不属于任何私人公司。每家的清理月费都得和他亲自谈,何伟给的是40埃及镑(18元人民币)。何伟和萨伊德的结缘来自萨伊德常常拿着垃圾堆淘来的东西向他请教,比如带有中文字样的壮阳药、基辅牌35mm相机、外币、护照和身份证件等。

何伟称,萨伊德总是不停找到东西,处理各种垃圾,把可回收和其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抽出来;他收垃圾的路线不短,涵盖超过数十栋建筑物的400间公寓,但他工作之用心,让他光凭垃圾内容就能辨别出丢弃者住哪里;他发挥某种邻里失物招领处的功能,只要有谁搬走或过世,大家都晓得垃圾里的东西属于他,但除此之外,要是他找到价值高得莫名的东西,也都会跟居民再三确认。要是邻居之间不小心丢了什么,他会提醒大家注意;他也是当地可靠的资讯收发站,日子一久,萨伊德介绍何伟跟附近各种重要人物认识:独眼的大楼管理员、经营公家面包站的银发男子、端着闪闪发光的托盘上上下下的亲切送茶员。

萨伊德所代表的是扎巴林人(zabaleen)在政府数十年忽视下运作的垃圾清运体系,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在没有任何计划或监督的情况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层层叠叠的人际关系”。2006年,《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International)期刊上有篇文章宣称:“在50年内,扎巴林人创造了堪称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资源回收体系之一。”扎巴林人清运垃圾回收大约80%,是美国现行回收率的两倍。不过,埃及政府官员多半不认为他们是社群资源,而是落后象征。

萨伊德,来自:《纽约客》,Photograph by Rena Effendi / Institute
萨伊德,来自:《纽约客》,Photograph by Rena Effendi / Institute

和扎巴林人垃圾清运网络类似的是大量非法棚户区,这些非正式体系蓬勃发展,使开罗成为居住密集度极高的城市。美国都市规划师大卫·西姆斯对何伟说:“开罗透过灰色经济活动,提供了远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更优质的便宜住居。”

与此相似,何伟还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萨伊德家附近有个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当地居民有一天能开车上环状公路。革命之后,传说突然有了成真的可能,但这既非某种新的民主程序使然,亦非民意上达天庭之故。事实正好相反:居民意识到政府失序已极,官员说不定不会注意到有人非法盖了两条高速公路匝道。主导兴建共存的是当地一间清真寺,革命之前,这间清真寺从来没有涉足交通基础建设。”

何伟认为,这些都反映出埃及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整个国家缺乏体系和制度,存在大量非正式活动。埃及革命也是如此。

“自从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无论局势如何,都有让人乐观的一面:许许多多的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年轻人——变得愈来愈投入政治。民众经常提到,回到穆巴拉克的时代,大家对政治有多么漠不关心。如今你很容易看到令人振奋的例子:积极的年轻人收集请愿书,非法棚户区居民以社会正义之名走上街头。但随着时间一久,我对于这种‘突然参与政治活动’的看法也愈来愈谨慎。民众在参与之前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他们多半不信任传统的机制与手法。他们鄙视任何一种协商,痛恨政党;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应该在个人层级上为之。”

他引述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全民干政国家”(praetorian state)解释这场埃及革命。“全民干政国家”指的是“政治制度化”赶不上“政治参与”的国家。一旦缺乏稳定的政党与其他组织来拿捏治国分寸,结果就是门外汉的一连串蛮干。在全民干政国家中,“收集请愿书的社运人士”、“走上街头的示威者”、“解散国会的法院”或“发动政变的军方”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每一种社会力量都会透过自己最强大的资源与战术来确保达成其目标”,亨廷顿写道。

2020年初,我在成都参加过一场何伟做的《埃及革命的考古学》分享。前一年,他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授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那场活动中,何伟表达类似看法:“我们处在社交媒体时代,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组织可能会快速行动。‘占领华尔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中也是如此。但是,和旧时代截然不同,现在始终不清楚谁是运动领袖。如果没有领导者,那没有人可以被逮捕。但是,没有领导者使得运动进一步发展变得非常困难。比如谁和你谈判?埃及在革命中遇到同样问题,这是埃及革命失败的众多原因之一。在埃及,缺乏体系在社会中根深蒂固。”

所以,何伟在埃及学到的、让人不悦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比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更糟。

“惯常而公然的暴力成为常态。这一点尤其糟糕。公民的力量因此消耗:经过三年,就连发生在首都首善之区的惨事,他们都感到麻木。超过60人在这个周年纪念日身亡,几乎都是被当局枪杀,但新闻对此却不加着墨。经过三年的革命之后,当局依旧缺少应对动荡的基本程序,但对此还会在乎的埃及人却似乎少之又少。”

这种缺乏体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让何伟最终离开埃及。

“人们经常害怕政府控制,但是,如果将那种残酷的野蛮行径和控制力的缺乏相结合,那就更糟糕。因为你拥有工具、警察、监狱,但是,你没有任何原则、理论、目标或者清晰的结构。那些身处风险的人,例如我写过的同性恋朋友马努,需要小心翼翼。他不知道什么是安全,什么是不安全,不得不离开埃及。甚至到最后,彤禾和我都觉得这很危险。”他说。

何伟,来自:微信公众号“常识”(changshibkt)
何伟,来自:微信公众号“常识”(changshibkt)

局外人和陌生人,以及关系与故事

在今年那场成都的活动中,何伟向听众分享非虚构采写的方法论,说萨伊德是他常常写的一类人。

这类人被他称作“局外人”(outsider)或者“陌生人”(stranger)。比如萨义德当然是个埃及人,但他是整个社区的“局外人”。他不住在那儿,却在那儿工作。《埃及革命的考古学》里的同性恋马努、卖情趣内衣的温州商人都可看作“局外人”。在中国,何伟也写了很多这类人,比如流动人口、移民,那些在深圳或其他地方工作的外地人。

他引述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论文《陌生人》解释“陌生人”的概念,认为陌生人在群体之中,却不属于这个群体。所以,“陌生人”是那些我们总会看到,在社群中与他们互动的人。比如快递员就是很好的例子,何伟最近在《纽约客》发表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就采用这样的方法获取写作素材。

何伟觉得,他离开老家,大学毕业去了英国,又去了中国、埃及,总是处在一种外地的、陌生人的状态。

“就是这种‘陌生人’身份,让我留意萨伊德这种人。萨义德这种人是非常好的社会观察者,他们是陌生人,必须要密切观察这个社会、观察人,以便自我保护。他的那些观察,也让我开始注意到他。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要做一个保守秘密的人。萨义德从垃圾里获知许多秘密,我在中国时,也从一些途径获知许多秘密。‘陌生人’是伴随我的一种身份,你们作为记者,也应该好好思考这个身份。去想一想那些跟你聊天,给你提供信息的人们,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如果要对《埃及的革命考古学》做些批评,很可能是针对何伟对埃及社会的观察与分析有些不同意见,比如军方、宗教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意义有限。因为这本书的特点是何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供视角,或许不够全面,但有洞见即可。

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不是一部说理的学术著作,而是非虚构作品。他所讲述故事的丰富和复杂远非批评者所总结的那样简单。当然,我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做了一些解读,不得不忽略很多故事的延展和诠释。或许,这应了《浮士德》里那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这可能也是何伟的作品给人的重要启示之一。他在书的谢辞中感慨道:“对任何非虚构作家来说,有许多事情得等待机运。你有可能在十年蓬勃发展的期间都留在中国,也有可能碰巧在五年的政治动荡中前往埃及。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短暂篇章都会成为你的世界。时机就是一切,偶然的相遇也是。不过,人与人的关系却会随着时间而醇厚,个人的故事也会从发生的当下无尽延伸,这些关系与故事比时机与偶遇更能依靠。”

题图为2011年埃及革命,来自:flickr

曾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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