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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勒卡雷去世:他呈现了充满背叛和虚无的间谍世界真相

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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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勒卡雷不仅仅是一位间谍小说家,用斯蒂芬·金的话说,他更是身上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文学巨匠。

黑洞一样的2020年,趁余下不多的天数,还在卷走更多人。在最近两天的死亡名单上,除了韩国导演金基德,还有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今年,他89岁了。

约翰·勒卡雷,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盛赞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图片:美联社
约翰·勒卡雷,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盛赞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图片:美联社

勒卡雷去世的消息,12月14日早上才在中文世界传开。实际上,他于英国时间12月12日就去世了。据他的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透露,去世原因是与新冠无关的肺炎。

 

世人排队哀悼。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在推文中写:“这糟糕的一年夺走了这位文学巨匠和他身上带着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说:“他的‘史迈利小说’是理解20世纪中叶的关键。”

 

勒卡雷的经纪人乔尼·盖勒(Jonny Geller)称他是英国文学中无可争议的巨人,甚至定义了冷战时代,“他的第三本小说,1963年出版的《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间谍小说作家。”在《柏林谍影》出版之前,关于英国间谍的所有想象,都来自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谦谦君子式的,彬彬有礼又温文尔雅,效忠于女王和国家,并且在与美女的“斡旋”中,将间谍活动包装为“迷人又激动人心的嬉戏打闹”。

 

评论家迈克尔·斯拉格(Michael Sragow)指出,勒·卡雷的作品是对邦德的一种现实主义斥责,“勒卡雷的间谍活动是冷战政治中丑陋且令人伤心一面的延伸,或者说是间谍游戏中肮脏秘密的揭露。”

 

勒卡雷的特工主角,如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聪明,无情,同时又孤独幻灭,其间谍工作通常是被经济压力、官僚资本游戏或政客间的阴谋所驱动;而且,他们被同事和恋人出卖的可能性与被敌人出卖的可能性对等。

 

史迈利的对手,俄罗斯间谍大师卡拉(Karla),在意识形态上与史迈利截然相反,但在其他方面却几乎完全相同。他对这个对手的观望,就像一个人凝视自己的挚爱。在“卡拉三部曲”系列最后一部《史迈利的人》(Smiley's People,1979)中,他们以惊人结局走到了一起,但同时伴有一种胜利后突然一脚踩空的失落,这其实正是人性里的虚无一面。

 

对于勒卡雷来说,间谍世界是“对人性的隐喻”。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纽约客》中写道:“从主题上讲,勒·卡雷的真正主题并不是间谍活动,而是人类关系中无休止的迷宫——背叛也可以是一种爱,谎言也可以是一种事实;好人会做坏事,坏人自然也可能做好事。”

 

三重生活:外交官,间谍,小说家

 

勒卡雷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其实是英国情报机构的资深人士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早在16岁,大卫·康威尔在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e)求学时,就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针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0年,他19岁,加入了驻守在奥地利的英军情报总队,1952年回到英格兰,在牛津的林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秘密地为负责英国国内严重犯罪、军事分离主义、恐怖活动及间谍行动的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MI5)工作;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等到第一部小说《召唤死者》(Call for the Dead,1961)出版后,他已转任至军情六处(MI6,负责英国在海外的间谍行动,也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

召唤死者/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林冠/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7
召唤死者/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林冠/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7

在他的书中,秘密情报局是“马戏团”(Circus),特工是“乔斯”(joes),涉及诱惑的行动是“陷阱”(honeytraps),而深深嵌入敌人内部的特工是“鼹鼠”(moles),这些都是真正的英国间谍用来描述他们工作的“代号”。

 

评论家博伊德·唐金(Boyd Tonkin)在《独立报》上写道:“与托尔金、沃德豪斯、钱德勒,甚至简·奥斯丁一样,这个封闭的间谍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通过‘马戏团’,勒卡雷创建了一个人性实验室——一个可以将人心毁坏的测试轨道。”

约翰·勒·卡雷,1965年。图片:Terry Fincher/Express/Getty Images
约翰·勒·卡雷,1965年。图片:Terry Fincher/Express/Getty Images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勒卡雷写了二十多本书,前三本都是在当间谍时候写的。其创作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三部小说中达到高峰: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1974)中,他揭开了英国特务机关最高层的内奸;在《荣誉学生》(The Honorable Schoolboy,1977)中,他则追寻亚洲的洗钱行动,而后在《史迈利的人马》中与克格勃头目卡拉实现了最终对决。他把 "搜寻者"(ferrets)和 "点灯人"(lamplighters)、"牧马人"(wranglers)和 "马路艺术家"(pavement artists)的世界描绘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他在MI5和MI6的前同事们开始把勒卡雷发明的术语当作自己的术语。

 

关于伪装,或谎言,勒卡雷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就是在“谎言”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罗尼是一位破产管理人,也是一位出色的骗子,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未付的账单,并且永远处于入狱的边缘——他后来果然“如愿”因敲诈而入狱。

 

说谎,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在和父亲“斗智斗勇”的相处中,勒卡雷和哥哥托尼培养了极强的洞察力。他们阅读罗尼的来信,并翻阅了罗尼的文件柜,以期发现父亲复杂的谎言网络。出于对孩子的“关爱”,罗尼又对男孩儿们进行了监视,偷听电话,搜索房间,查看邮件。这样的生活,简直可以算是间谍活动的演练。

 

在《辛格公司》(Single&Single,1999)中,勒卡雷重新探究了父子间互相监视的经历。与父亲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罗尼1975年去世。“直到他死,父子关系都一直困扰着我”,勒卡雷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如实说。

勒卡雷父亲 图片:卫报
勒卡雷父亲 图片:卫报

在回忆录《鸽子隧道》里有一段,勒卡雷平静甚至冷漠地诉说过去被父亲带到赌场时的经历:

我所有的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这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解释。那时,我正值十五岁前后,父亲决定带我到蒙特卡洛去,那是他用来赌博狂欢的场所之一。距离老赌场不远处有一座运动俱乐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绵延的草坪之上。草坪尽头有个靶场,能够正面远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间保持平行的狭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边。隧道里面总是会被人放进一些在赌场屋顶孵化和圈养的活鸽子。这些鸽子的任务,就是扇动自己的翅膀,沿着漆黑的隧道飞行,直到出现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后便成为那些已经饱食过一顿丰盛午餐的绅士们的靶子——这帮人已经站稳或者趴好,备妥自己的霰弹枪,等待着这些鸽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

后来,勒卡雷做了16年间谍。在牛津时,他就一直留意着左翼团体中可能存在的“苏联同情者”。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者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不断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实施巨大的阴谋;这一原本流行于美国的“阴谋论”,很快便播散到了欧洲各国,尤其是其情报部门,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安全焦虑,继而引发了欧洲社会对安全感的寻求。1960年,他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移居德国,当时他的工作包括审讯、窃听电话、组织抢劫,以及管理特工。

 

那时,勒卡雷过着三重生活:外交官,间谍,小说家。在红色笔记本上,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召唤死者》。在他的第三本小说《柏林谍影》发行后,立刻受到了好评,并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在中文版前言中,他真诚交代了这本书从起笔到出版及之后的一系列社会反应,以及自己的心理变化: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勒卡雷多部小说后来都被改编为影视剧。图为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在马丁·里特(Martin Ritt)执导的同名电影《柏林谍影》中。图片:全明星/派拉蒙
勒卡雷多部小说后来都被改编为影视剧。图为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在马丁·里特(Martin Ritt)执导的同名电影《柏林谍影》中。图片:全明星/派拉蒙

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小说中的内容是虚构;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在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勒卡雷感到愤怒,因为他意识到,这部小说很可能会让他被永远扣上“间谍作家”的帽子: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这本书标志着两个时代,即‘神在我们身边’的爱国主义时代——对政府和西方道德的信任,以及阴谋论和怀疑主义时代之间的界限”,美国新闻记者兼制片人斯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在《名利场》中说道。

 

冷战记忆:“在最严肃的时刻,一脸伤感地傻笑”

 

由于小说的成功,以及“金·费尔比”(Kim Philby)事件,勒卡雷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据1996年出版的小说《谎言定制店》(The Tailor of Pananma),1933年,出生于印度的费尔比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来年,为苏维埃政府所吸收;1941年,进入“MI6”工作,开始他的双面间谍生涯。在“MI6”工作期间,他虽然曾被怀疑过忠诚问题,但直到1962年另一个间谍乔治·布雷克的身份曝光,费尔比的真实身份才被揭露。在这二十年间,费尔比已经出卖了许多英国情报人员名单给苏联克格勃,其中就包括勒卡雷。也正因此,勒卡雷于1964年结束了间谍生涯,开始专职写作。他以冷战为背景,一本接一本地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 1965)、《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 1969)、《莫斯科情人》(The Russia House,1989)等。

 

勒卡雷把自己的“冷战记忆”都扎进了文字:眼看着柏林墙一天天修建起来,“在最严肃的时刻,一脸伤感地傻笑”,这是他最直接的反应。

勒卡雷在康沃尔郡的家中。图片:Pino Montisci/Mondadori Portfolio/Getty Images
勒卡雷在康沃尔郡的家中。图片:Pino Montisci/Mondadori Portfolio/Getty Images

柏林墙,使得间谍工作变得更加隐秘、危险、复杂;而翻越柏林墙,成了当时东德人的共同愿望。勒卡雷总是这样,不急不徐,不动声色,将破碎的心和盘托出:

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孤独和情感困扰。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

作家唐诺曾说,冷战的荒谬就在于,它试图将复杂人性塞进琐罗亚斯德式的简易框架中,“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倒塌是必然结果。

 

柏林墙倒塌后,很多人“幸灾乐祸”地说:看勒卡雷以后还能写什么?然而,他很淡定。这种淡定,不应该算是意料之外,反倒像是情理之中。勒卡雷说,间谍故事或许并不因冷战而生,亦不会因冷战而灭。冷战的记忆与经验,令人忽略了“间谍”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上的另一重真意:商业、技术情报的盗取。后冷战时期,间谍战“返璞归真”为商战与(技术)情报战,并且愈演愈烈。及至新世纪伊始,恐怖主义与反恐,则打开了国际冲突的又一面向。

 

还是唐诺说得好: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

 

后冷战时代:“现在,我们要着手打败资本主义”

 

如果勒卡雷的冷战世界是用灰色绘制的,那么他在“9.11”之后的书似乎变得越来越黑白分明。

 

虽然其中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勒卡雷元素:如象棋游戏一样的故事情节,手无缚鸡之力的个体往往陷入“泥淖”,惊险刺激的间谍活动……导致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在那之后,英美两国形象在他心中完全幻灭了。

 

他曾对报道西方酷刑的新闻特别生气,这是他做间谍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相当明白审讯是怎么一回事,但说实话,刑讯逼供这一套其实也只是在玩弄自己吧。这是在逼问那些被希望有罪的人,因此得到的信息都是不真实的。”

 

“未经修饰的政治面貌”,是勒卡雷后期小说的一大特点,并且把故事背景放到了卢旺达、车臣、土耳其、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南亚等地,也涉及了各式各样的话题,包括制药公司权力、阿以冲突等等,其小说变得更具争议性,其中的政治味道也越来越浓。《纽约时报》编辑德怀特·加纳(Dwight Garner)在《纽约时报》上谈到2013年出版的《微妙的真相》(A Delicate Truth)时,就称其是“对特殊引渡、美国右翼福音派和战争产业化的优雅又尖锐的控诉”。

 

勒卡雷的最后一部小说,2019年10月出版的《田野上奔跑的特工》(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则充满了复古的道德愤怒,其中有一个情节是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和英国安全部门之间的暗中勾结,目的是破坏欧盟的民主体制。他把对英国脱欧的态度也写进小说,“对英国和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而言,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英国脱离欧盟,以及英国在美国直奔体制性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时代下无条件地依赖美国,简直是在搞笑吧。”

 

“他仍然会为大众都会被激怒的东西所激怒:奸诈、背叛、财富和权力的傲慢和冷漠,把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英国作家艾伦·马西(Allan Massie)在《苏格兰人》(The Scotsman)上写道。

 

敏锐的读者能感觉到,勒卡雷后来的角色比过去少了意识形态的驱动,只是几乎本能般地选择了某种道德立场。这也是《微妙的真相》前言所谈到的,“抽离了冷战这个大前提,故事中人也许需要更鲜明的立场才能投入战斗。然而,归根结底,那是勒卡雷一以贯之的想法。在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里,从来就有两种敌人:一种站在冷战敌对那一方,另一种则躲在己方内部;冷战结束后,他们成了最大的敌人。他们是腐败机构和僵化体制、阶级、公学教育、利欲,以及‘微妙的真相’”。

达米安·刘易斯在由勒卡雷原著改编的电影《我们这种叛徒》中。照片:Allstar / Studiocanal
达米安·刘易斯在由勒卡雷原著改编的电影《我们这种叛徒》中。照片:Allstar / Studiocanal

勒卡雷曾受到过一些严肃指控,比如在写《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 1986)时,他曾到访黎巴嫩和以色列,访问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经历,使他把巴勒斯坦人看做受害者,而不是恐怖分子。1996年,《纽约时报》对《谎言定制店》的评论,暗示勒卡雷是反犹太主义者;不过,这一说法遭到勒卡雷和相关独立评论家的坚决反对。

 

写作之外,他一直想和真正的间谍、军火商、黑帮分子和腐败的金融家对话。他在莫斯科为《变调的游戏》(Our Game,1995)做背景调查时,在夜总会里遇到了一个叫迪马的俄罗斯黑手党头目,“那里有很多年轻守卫,腰带上绑着卡拉什尼科夫来福枪和手榴弹,穿着Ray-Bans进来,带着妓女和手下”。然而,在《我们这样的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 2010)中,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俄罗斯黑帮和洗钱者迪马塑造成了复杂而令人同情的人物。

 

对勒卡雷来说,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俄罗斯黑帮,而是英国的助纣为虐者和游手好闲的上议院和市府腐败分子。他们伸出手掌想分一杯羹,无论这些钱是如何获得的,抑或来自何方。在勒卡雷的恶人排行榜中,控制“大不列颠集团”的上流社会流氓们,排名相当靠前。2016年,“莫萨克·丰塞卡事件”的曝光,让他过去几十年的小说接近了一个“神谕时刻”。(注:“莫萨克·丰塞卡事件”指涉此前泄露的“巴拿马文件”,文件涉及的事件从1977年到2015年,总部在巴拿马的“莫萨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因帮助客户逃税而出名。)

 

“现在,我们已经打败了共产主义,我们要着手打败资本主义了”,借《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1990)的角色之口,勒卡雷曾在采访中这样提到。

勒卡雷和妻子简(Jane)在2001年柏林电影节上。摄影:Franziska Krug / Getty Images
勒卡雷和妻子简(Jane)在2001年柏林电影节上。摄影:Franziska Krug / Getty Images

真相与记忆: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

 

在与友人谈论起小说创作时,勒卡雷永远津津乐道。不过,这是出于小说家对虚构的热爱,而不是虚假的真实。他曾坦言,在MI5和MI6时,他算不得什么大人物,就是小虾米。所以,他的小说中很多被认为是“高大上的内部机密”,其实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宝库,里面装满了想象中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一瞥。但,在那个世界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勒卡雷一直居住在康沃尔郡的圣布里安附近,“这是英格兰一个小小的、荒凉的地方,在那里能见证政府傻逼行为的方方面面”。他对英国富人的冷漠和普遍存在的贪婪哲学的认识,使他与维多利亚时代激进主义和道德家的伟大传统相一致。和狄更斯一样,他既是一个严肃的小说家,也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勒卡雷幽默风趣,口语句子和书面句子一样漂亮。他喜欢和来访者在悬崖顶上的房子周围长时间散步;拒绝接受任何爵位或荣誉,在他看来,那都是完全虚伪的东西。

 

晚年,勒卡雷先生享受着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他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孩子们送给他的礼物——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励志海报,海报上面写着:“保持冷静,勒卡雷上”。

勒卡雷和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1979年。摄影:蒙蒂·弗雷斯科(Monty Fresco)/ Daily Mail / REX / Shutterstock
勒卡雷和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1979年。摄影:蒙蒂·弗雷斯科(Monty Fresco)/ Daily Mail / REX / Shutterstock

他总是忍不住带有些许遗憾地回忆过去,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或许不会选择成为一名间谍。然而这段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帮助他不断探索自己的内心。

 

他的内心,可以说也是角色乔治·史迈利的内心,无法说清,只能溯源。在回忆录《鸽子隧道》中,他提到了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他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真相,或者说记忆,到底是什么?就如他说的那样:

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存于事件表象,而是在其细枝末节之中。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dec/13/john-le-carre-author-of-tinker-tailor-soldier-spy-dies-aged-89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oct/11/john-le-carre-truth-was-what-you-got-away-with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dec/14/john-le-carre-obituary

https://www.npr.org/2017/09/05/548632065/novelist-john-le-carr-reflects-on-his-own-legacy-of-spying

https://www.penguin.co.uk/articles/2020/december/John-le-carre-dies-statement.html

https://apnews.com/article/international-news-john-le-carre-coronavirus-pandemic-fiction-ec0c3a65f37f4f37dc5be42a243307e9

https://apnews.com/article/international-news-john-le-carre-coronavirus-pandemic-fiction-ec0c3a65f37f4f37dc5be42a243307e9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3/books/john-le-carre-dead.html

鸽子隧道/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文泽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6

柏林谍影/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刘险峰/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10

外国商业电影及其影响研究/陈众议,叶隽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

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戴锦华,王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8

微妙的真相(勒卡雷作品)/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马丹/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9

谎言定制店/作者:[英]约翰·勒卡雷/译者:李静宜/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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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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