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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活在血汗大厂

赵小天 / 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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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进入互联网大厂,就无法拒绝加班,这几乎成为一种难逃的宿命

作者:赵小天 猪九诫

编辑:罗立璇

 

“我现在已经成了加班和过劳死的代言人了?十年前不是富士康吗?”

 

大罗,去年从中国顶级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芯片大厂,短短3个月后他就提了离职,回南方的老家备考公务员。

 

大罗不能接受毫无意义的加班。但他发现,只要留在原公司,他就无法拒绝加班。

 

和还没有理解加班真谛就逃离大厂的大罗相比,进入职场数年的Max早就适应了996之外的加班,眼下,她精明地计算着加班的付出与收益:“我入职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就算绩效打得再高,我明年也不可能升职。”

 

Max觉得没必要参与公司“加班大赛”,但leader还是暗戳戳给她安排了1.2倍的工作量。她很清楚这种情况下,自己无法拒绝:“每个任务在派给你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把加班时间计算在内了。”

 

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互联网的十年。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等多个公司,都以颠覆性的方式和指数级的速度实现规模扩张,为投资人带来了极其可观的回报。而且,这些硅谷学徒还拥有海外竞争对手几乎无法匹敌的人口红利优势。

 

过去十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曾打响团购大战、网约车大战,众多互联网巨头也伴随这些大战而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图片:视觉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曾打响团购大战、网约车大战,众多互联网巨头也伴随这些大战而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图片:视觉中国

大量聪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在前赴后继地加入这些互联网大厂。不过,他们在刚进去的时候,尚且还未把个体的命运和公司的增长,以加班消耗生活的方式联系起来。

 

只要进入互联网大厂,就无法拒绝加班,这几乎成为一种难逃的宿命。每一个业内的猝死消息,也都将带来一段梦醒时分。

 

996,办公室潜规则

 

对于很多大厂员工而言,漫长的工作时长,并不是核心的痛苦根源。最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经历残酷的竞争烈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承受“大公司病”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消磨。

 

程序员冯文很熟悉这种被追着跑的滋味。在某大厂工作的日子里,他必须要保持不断前进的节奏,才有可能避免“被优化”。

 

该大厂每半年都会进行“361”评比,也就是一个团队里,30%的成员可以拿走过半的奖金以及晋升机会,60%的成员拿走小部分奖金。而剩下的10%,无奖金、无涨薪,很有可能被劝退。但拿了好成绩的员工也不能喘息,因为,“今天最好的表现,就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即使刻意降压,也无益于解决核心矛盾。表面上看,冯文的团队足够让人羡慕:10-10-5工作制,周三还有“不加班日”。领导经常主动在六点半下班,开玩笑说,“我怕我不走你们不下班”。但实际上,领导布置下去的都是1.5倍的工作量,不“自愿加班”根本无法完成。

 

同事之间也在评比的压力下经常互相较劲。如果两个校招生同时进入团队,竞争往往就是从“谁先走”开始。有好几次,冯文自己的工作已经干完了,就因为同组小同事还没下班,他硬生生扛到了对方伸手关电脑的时刻。

 

还有一些加班是理直气壮地塞进去的。比如此前在某芯片大厂工作的大罗,尽管公司明面上的工作时间是9-6-5,但他很快发现,团队会议经常被安排在晚上10点;等到周五的晚上,leader会很自然地给他派任务,让他下周一上午“把解决方案交上来”。

 

很多要求可能还超越了客观规律。在“干倒高通”这样宏伟目标的指导下,大罗团队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求3个月内必须完成。但这项工作在国际上,一般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还有一次,大罗接到一个通常需要整个团队一起上的任务,当他独自完成后,领导依然认为他的速度慢了,骂他“不干活、吃白饭”。

 

2020年国内半导体产业迎来“创业潮”,各种“超英赶美”的项目纷纷上马,而落到底层员工身上,就是无止境的加班。图片:视觉中国
2020年国内半导体产业迎来“创业潮”,各种“超英赶美”的项目纷纷上马,而落到底层员工身上,就是无止境的加班。图片:视觉中国

这成为压垮大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2020年中离职。尽管之后接到的橄榄枝并不少,他到现在都还没工作,因为害怕“接下来又是一个坑”。

 

越大的公司,越会遇到一些与绩效并无直接关系的加班,其实只是为了舒缓领导的焦虑。

 

当团队的表现没有特别突出的时候,领导就会寄希望于延长工时,来寻找薛定谔的产出。不少曾在字节跳动、网易等公司工作的互联网人表示,领导曾多次向下属传达强制性加班的要求:“所有人必须坐到9点/10点才能走!”——包括只拿100元日薪的实习生。

 

在某大厂电商部门工作的Max就曾经遭遇过,一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想不到方案怎么做,就强行集合了部门一群同事没完没了地来开“脑暴会”,帮他想办法。但最后想出来的成果和付出了时间的同事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拒绝这个领导的要求,对方就会说,“你是不是价值观不行?”

 

什么样的反抗才有用

 

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Max就在不断拉扯的过程中,学会了反抗。她知道,对于领导而言,最重要的是下面的人能够完成任务。在不破坏底线的情况下,是可以适当提出自己要求的。

 

去年12月,Max所在的团队每天都加班到凌晨,周末也经常被扣下加班。但核心原因是,领导对于项目非常焦虑,经常让她们提出新方案,又推翻,周而复始,反复造轮子。

 

在连续一周都凌晨回家后,Max建议整个团队的同事联合起来反抗,去给领导提意见。

 

“我就说大家一起表达我们的意见,法不责众,大家一起说。”在反馈现场,Max甚至放出狠话,如果再这样无效加班,“我马上原地辞职不干”。

 

Max自认为并不属于“特别乖”的人,在自己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她会直接反弹。不得不加班时,她也会让上面的人知道自己有情绪、不高兴,是有牺牲的。“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不然他就会无限压榨你。”

 

每年的双十一,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最繁忙的促销季,同时也是其底层员工加班最狠的日子。图片:视觉中国
每年的双十一,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最繁忙的促销季,同时也是其底层员工加班最狠的日子。图片:视觉中国

但更多时候,反馈是无效的。在“35岁不升则走”的压力下,即使是小团队的leader,也没有真正喘息的空间。

 

在某出行大厂工作的陈桔曾在晚上收到leader发来的夺命连环@:“你们都在装死吗?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我?”那条消息,来自23:35分。和大罗相似,她加班到凌晨交上去的方案,得到了领导“一无是处”的评价。

 

一个月前,她收到了“焦虑+失眠”的医学诊断。出于身体的考虑,她多次向领导表示“工作任务量不合理”的请求,暗示如果再逼下去只能辞职。但对方仍会用强大的逻辑反过来给她“洗脑”:“外面环境这么激烈,以你的资历去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leader还拿自己来举例:“你说你状态不好,我连职都没升过,不比你更痛苦?”

 

在以效率和利益为绝对中心的生产机制中,很多一开始听起来非常先进的理念逐渐变味。

 

于凡去年刚从海外高校硕士毕业,在某美国科技巨头实习大半年后决意跳到“更有挑战性”一家国内大厂。比起能让他感受到在切实参与“改变人类进程”的海外科技公司,这家大厂则是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不带情绪工作”。

 

但同时,人们又会“占山头”,一旦涉及到地盘的划定、资源的让渡、“谁来做什么事情,谁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流程纷争,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人力拉扯,大家甚至会用“语录”作为争吵的依据。入职两个月后,于凡开始频繁梦到老板站在自己面前,指责自己“ego太大,格局小”。

 

下了决心要回家的那一刻,于凡正和同事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流程在争吵。对方脱口而出,“这东西做的就跟屎一样”。他有些气不过,问同事,“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对方摊手,回答他:“我这是坦诚清晰。”那一个瞬间,于凡突然觉得特别荒谬。

 

金钱、地位和竞争红海

 

几乎所有人都过想要“离开大厂”的冲动瞬间。可能是因为某一瞬经历“马拉松式”加班后的心悸、一次争夺地盘和资源时生出的厌恶、一种强烈的、突如其来的无意义感。

 

但出走之后呢,还能去哪儿?

 

Max曾认真思考过是否要离开所在的公司,但是想想动辄可达五六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还未到手,她决定还是再忍一忍。绑住她的第一道绳索,就是金钱。

 

和其他行业相比,互联网大厂确实能够开出“足以卖命”的薪资,这也是最具迷惑性的。

 

即使大家也心知肚明,这种高薪是摆在台面上的“阳谋”,是用金钱买断不合理的超长的工时。如果根据工时去折算时薪的话,互联网行业赚得并不算太多,尤其是一些非核心的岗位。

 

“但是诱惑就放在你的面前,你会比同龄年多2-5倍的钱,在跑得最快的大厂,甚至人均百万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数字。在我们的父母眼里,年入十几万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奋斗了一辈子,可能也没有这么多钱。”Max也承认,自己难以抵抗“阶层跃升”的诱惑。

 

深夜时分,写字楼中加班的互联网人。图片:视觉中国
深夜时分,写字楼中加班的互联网人。图片:视觉中国

“拿命换钱”,这是许多互联网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钱多的代价就是要接受996,应该24小时在线,应该坦然接受加班和猝死的风险。这套逻辑在国内依旧畅行无阻。而金钱带来的快感,往往又会麻木掉其他方面的痛苦,进一步让人深陷这个系统。

 

“累是累,但是周末花钱还是很爽的,吃个贵点的饭,买件贵点的衣服啥的,自己消费得起。”一个刚从字节跳动离职的员工表示,虽然也想过回老家,但是“回去就只能拿三千块,工资根本不够花”。

 

冯文也发现,自己现在经常会陷入一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但凡能有假期,就一定想尽办法出去玩,旅行要定最好的酒店、吃也要吃品质最优的食物,“我会想,赚这么多钱,不多花一点,万一哪一天人就没了?”

 

冯文也不知道自己离开这家公司后,将来还能跳到哪里去。高薪带来的生活水准提升,让他自认为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再跳回到“小厂”,薪资肯定会降一大截,自己能够接受“由奢入俭”吗?

 

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怕明知道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甚至不合法的待遇,但还能怎么办?“你不签这合同,外面大把没工作的韭菜前仆后继呢。”

 

如今国内大部分互联网赛道的饱和与内卷,也让整个互联网的战役越发惨烈,被置于战役前线的互联网“民工”们时间、精力和空间被挤压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甚至有时,大家心甘情愿被压榨。一名阿里的员工坦言,自己经常主动周末去公司加班,因为害怕赶不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太菜了拖大家后腿,只能选择“自己PUA自己”。

 

当然,大厂的另一个致命诱惑,是能够掌握“顶尖”资源的成就感,这也是很多互联网人甘愿996却无法割舍的原因。

 

Max表示,互联网能够给到的资源往往也是其他行业无法企及的,例如在她所在的部门,就算只是做一个常规项目,给到的营销预算就有几千万乃至上亿:“哪怕这个钱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操刀,像这种机会在国内其实没有几家公司能给到你。”

 

但她也认为,这并不代表这群人没有另外的出路,只是他们可能已经看不到其他可能:“刚一毕业就进入大厂,就觉得自己至高无上的人会觉得出去蹉跎一辈子很可怕。他们变得看不上外界的很多地方,也不知道外面有更好的世界。”

 

不996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辞职、转行,离开这个行业。在二三线小城市,朝九晚五,通勤只需五分钟并不是遥远的梦想。但即使排除一切可以割舍的“诱惑”,大部分互联网人依旧感觉到自己“输不起”。

 

无路可退,退路即“输”

 

最近几天,正当“996”相关话题重新登上热搜之时,于凡正在焦急等待另一个大厂的offer。如果没能跳槽成功,他就决定向父母屈服,回家乡考公务员,安心当一个“世界的旁观者”。

 

在于凡眼中,自己理应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上学时年年奖学金、精通三国语言、海外留学、还没毕业就能拿到国际科技巨头的实习offer……这些经历和身份让他曾自以为能成为一个“参与改变世界进程”的人。但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无止境的人情拉扯,让他觉得自己情绪内耗非常严重,“大厂光环不过又是另一层枷锁”。

 

每周唯一一天的休息时间,他平躺在出租房的小床上“回血”,觉得自己就像一节电量耗尽的干电池。“我有时候特别想转行,换个能开心点的地方,互联网真的有开心的人吗?”

 

但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去:“我从小接受的‘人生竞技场’教育,不允许退出竞争,退出了就显得我是loser。”

 

北上广只拥有狭小的出租屋、拥挤的办公位和漫长的通勤时间,而回到小城市却可以住上大房子,享受五分钟通勤。但是大部分人却依旧不愿意选择离开。图片:视觉中国
北上广只拥有狭小的出租屋、拥挤的办公位和漫长的通勤时间,而回到小城市却可以住上大房子,享受五分钟通勤。但是大部分人却依旧不愿意选择离开。图片:视觉中国

于凡的家在湖北——一个诞生“黄冈密卷”的省份,爸妈从小教育他“要做人上人”。而如今,为了无限接近这个目标,他似乎又被扔回到了高中时期,时时刻刻面临着所有人在和所有人竞争的状态。“那时候我以为卷完高中人就解脱了,但是进了企业,发现是一样的。”

 

真正退出这个系统的大部分人,往往会被认为是“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从北上广到三四线城市,不仅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事实上也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哪怕回到老家也可以衣食无忧,但是于凡依旧认为,“如果回去跟爸妈住在一起,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于凡回忆起,一天加完班后,他匆匆赶去一场朋友的聚会,到了后瘫倒在KTV包房的沙发上,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愣愣盯着KTV闪烁的灯光,屏幕上播放着罗大佑《鹿港小镇》MV,正在滚动出那句著名的歌词:“……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他拿起话筒,跟着唱出了下一段:“……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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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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