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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导演黄梓:在一事无成的那些年里,我想找到与逝去父亲对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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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是近年来最好的华语片处女作之一,电影讲的是一个癌症家庭如何练习失去。这是导演黄梓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

今年32岁的广州青年黄梓,头发过早有些灰白。电影放映会结束后,他穿着普普通通的黑色帽衫登场,试图说段幽默一点的开场白,“这几年我的样子都变了,不变的就是,还是不会说话……”——但话筒很不给面子,声音忽大忽小,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

 

有人调侃道:“岭南做生意的人那么精明,怎么做电影的小孩这么老实。”黄梓站在台上羞涩地笑。

 

“老实小孩”不会说漂亮话,但电影拍得不错。由黄梓执导、编剧的第一部长片《小伟》正在院线上映中,豆瓣有1万多网友打出7.8的高分——2020年豆瓣内地剧情片最高分是《气球》的7.9分,这也意味着《小伟》几乎肯定会在2021年华语片最高分榜单上拥有姓名。

 

其实《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在电影圈内早已小有名气,2019年曾在FIRST青年影展上获得评委会大奖,之后又陆续走过上海、香港、金鸡等国际电影节。一些热情的观众称之为“近年来最好的华语处女作”。以口味挑剔著称的影评人赛人也不吝赞美之词:“好就好在,它没有那么大张旗鼓地像某些抗癌影片一样,去美化生命的停滞,在承认这是常态之余,也相信生命匆匆走过的痕迹,会以另一种速度继续存在。”

 

对于黄梓,这部处女作是半自传性质的创作,改编自他父亲患癌离世的真实经历。片名就是他对父亲的昵称,“我爸的名字其实是‘小韦’,但我从小都把他的名字错写成‘小伟’”。

 
 
导演黄梓(左)在放映会上
导演黄梓(左)在放映会上

一部不煽情的癌症电影

 

死亡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近几年,不止一部国产电影选择以癌症病人为叙事对象。《滚蛋吧!肿瘤君》把抗癌过程拍成了热血打戏,还夹杂着少女与医生的暧昧情愫。而今年元旦刚刚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落点在于绝望之中的浪漫爱情。

 

相比之下,《小伟》自有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气质,完成了一次属于东方人的死亡叙事。故事讲得极其内敛而克制,毫无刻意催泪的煽情段落,只是将压抑、悲痛、无助等种种情绪,都细密地编织进了一家三口的生活日常之中。

 

母亲貌似坚强地承担着一切,收拾干净丈夫吐出的鲜血,强忍崩溃呼叫救护车。儿子像一个木讷的旁观者,继续着百无聊赖的校园生活,对喜欢的女孩故作凶狠,在幼稚的叛逆行径中喘一口气,忍不住向往出国留学的广阔天地。父亲在得知患病真相之后,惶恐地寻找求生方式,但同时也保持着一些“平常心”,时而说说笑笑,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到来。

电影《小伟》剧照,本文以下图片皆为剧照
电影《小伟》剧照,本文以下图片皆为剧照

而令日常得到升华的是,黄梓加入了一些可供自由解读的诗意意像,比如始终追不上乌龟的阿基米德,比如一直在追赶太阳的人。尤其是在电影最后的段落里,当父亲归乡寻亲,意识流般的梦境画面开始涌动,似真似假,欲言又止。不同的观众,或许会看出完全不同的感受。

 

“岭南气质”也成为《小伟》的另一个特色。黄梓找了香港演员,让大家从头到尾说粤语。剧组即使是在冬天开拍,广州城里还满是郁郁葱葱的植物。当我们在北京看这部电影,迎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漉漉、绿油油的暖意。

 
 

“我曾经对我爸挺多嫌弃”

 

南方人黄梓离乡背井,这两年住在北京。当问他是不是为了电影事业,他半开玩笑地说,“只是为了远离我妈”。

 

片名“小伟”听起来很有爱,但其实父子二人的关系谈不上多么亲密。电影之中,儿子与父母之间若即若即,有一种生疏而陌生的氛围——这也正是黄梓的家庭关系写照。

 

少年人总是把错全怪在父母头上,而成长往往意味着开始反思。回头再想,黄梓大概明白了症结所在——他曾经对父亲难掩失望之情,“我小时候总希望我爸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事实上,或者说在世俗意义层面,他不是。他是个事业不成功,不太上进,没有威严的普通父亲。他喜欢待在家里做饭,做得不好吃但又硬撑说自己有中级厨师证……”

 

“聊到我父亲,我肯定会有点情绪的。”黄梓的脸色暗沉下来,眼神局促地飘向咖啡馆的角落。为了宣传,他不得不面对陌生的记者,一遍遍“剖析”内心的纠结感受。“我从小是很有竞争心的那种人,小时候学奥数参加竞赛,也喜欢打球踢球什么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小伟》里,儿子在平淡聊天的间隙,没头没脑地突然冒出一句,“爸我想改变世界。”这句豪言壮语转瞬即逝,无声无息地被琐碎日常淹没。

 
 

现实中,为了远离父母的“碎碎念”,黄梓高中毕业就选择留学,去过美国,也去过新加坡。2014年他回到广州,父亲忽然被查出肝癌。黄梓放弃了去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的机会,主动分担母亲的忧愁,守在父亲身旁。

 

父亲还是感受到了黄梓“嫌弃”的态度,有次大吵过后,冲进他的房间丢下一句,“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直到现在,这句话仍是黄梓内心的一根刺。他在广州首映礼回忆起这一幕,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哽咽了。

 

2015年1月,父亲病逝。

 

黄梓没有把临别之际的沉痛记忆直接呈现于电影之中。“他最后病到没救了,奄奄一息地跟我们做一个道别,闭上眼。这段慢慢死去的过程,我不是说没有剪进电影,而是从来没写出来过。我不能说把这些放到电影里面就代表这不是一部好电影,但这是我的创作选择。”

 

电影最后一幕,家中只剩儿子与母亲,收拾着父亲的杂物。父亲常坐在庭院里读报、晒太阳。儿子一遍抖落报纸上的厚厚灰尘,一边吐槽“还以为老爸在‘吸粉’呢”。这个时候,摄影机以第三者的视角,温柔地注视着母子二人——宛如尚在徘徊的父亲灵魂的目光。

 

黄梓说,他想了很久要怎么处理结尾,最后想到要这么拍,“我爸刚走那阵,我会感觉他有时候还在屋子里面,还在看着我们。”

 
 

借由创作,黄梓仿佛完成了一次对于现实记忆的“重塑”,淡忘掉一些无法承受之痛,落实了一些似有似无的感受,以及,也弥补了一些未曾达成的心愿。

 

他为父亲“安排”了一次归乡之旅,一家三口回到祖籍浙江老家。父亲半梦半醒着,遇到祖母与大伯的亡魂。

 

紧接着,就是全片最温馨的高潮段落。在从浙江回广州的火车包厢里,一家三口互相依偎着说笑。父亲不管儿子有多难为情,硬是要挤到一张床上抱着睡,还招呼妈妈也快过来,“嚟啦,怕乜嗟,一家人瞓埋一张床又唔犯法(来啦,怕什么,一家人睡一张床又不犯法)”。

 

黄梓说:“这场戏,其实是我爸的一个小心愿。我爸挺嘴贫的,不太严肃。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可能我对我爸有点冷漠吧。他有时候会调侃我,说你小时候跟我都不知道有多亲近,老跑到我跟你妈的床上,跟我们挤在一起,都不敢自己睡觉。”

 

“然后他会稍微提议说,今晚要不要跟爸爸一起睡呀?但是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我肯定会拒绝他。所以,我就在电影里,在一个环境下,把这个实现出来了。”

 
 

原来父亲说过,不要按照套路拍

 

从父亲离世到现在,六年光阴,黄梓别无他求,只想拍出这部电影。无论是旁观者还是他自己,都很难分清这种执拗是出于创作者的野心,还是因为对于父亲的难以忘怀。

 

黄梓除了创作,还要想办法找钱,过程中当然有太多挫折。作为毫无背景的新人,他需要到处求人,需要面对种种不友好的质疑、嘲讽,2017年曾经合作过一家制片公司,但最后却不欢而散。他不愿意多谈,只是说“对方不信任我”。最后,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他接受了亲近的小姨的资助。

 

在一事无成的这些年里,黄梓没有动摇过。“为了能拍出《小伟》,一部我非拍不可的电影,我可以放下早已不值一提的自尊心。我迫切需要跟已经不在的父亲对话,跟自己对话。”

 

2018年,黄梓终于赶得及在所谓“三十而立”的人生关头,把电影拍了出来。

 

只是,也诸如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一样,结果总是有好有坏。

 

其实原本的片名《慕伶,一鸣,伟明》,分别对应着妈妈、儿子、爸爸的名字,或许更贴合故事的三段式结构,也更有种。改名当然是为了上映,希望更通俗易懂——但遗憾的是,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太大帮助。

 

依照普通观众的院线观影习惯,《小伟》没有明星、没有“爽点”,应被划入不知所云的“文艺片”范畴,难以激发足以走进电影院的冲动。尽管影片取得了不俗的口碑,但票房却难尽如人意,上映一周,仅仅才超过80万。

 

黄梓无法不感到沮丧:“像一次考试,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但无论如何,因为上映,黄梓得以听到了一些观众真诚的反馈。

 

一位网友发来微博私信说,自己同样经历过亲人的病痛离世,因此对于《小伟》深有感触。黄梓很欣慰:“看来电影还是有拍出来的必要,不只是为了我自己。”

 

至于父亲,他也有了新的收获。

 

父亲临终之前,他在病房里拍过家庭录像,几年过去了,始终不敢再打开看一眼。直到《小伟》准备上映,某天他鼓起勇气重温,在素材中发现了一段画面:妈妈拿手机自拍,喊父子俩比划剪刀手,爸爸拒绝,说不要按照套路拍,不好看——他把这段加到电影里,作为正片之后的“彩蛋”。

 

“我爸的拍摄理念还跟我比较像,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黄梓又露出羞怯的笑容,仿佛不好意思直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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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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