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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穷区之一变文青打卡地,深水埗的手冲咖啡店带来“士绅化”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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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精品店在自家产品上印上了一句“深水埗就是新的布鲁克林”。这句话引发了香港人的热烈讨论——纽约布鲁克林,正是一个被广泛认为经历了士绅化浪潮的地区。

深水埗总是热闹的。但2020年以来,这热闹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晚上,鸭寮街和汝州街的露天市场——尽管在疫情之下不似以往那样人来人往,戴着口罩的卖家和顾客,依然在为一件便宜T恤讨价还价。墙体斑驳的唐楼外,老人们佝偻着腰,捡起地上的纸皮,摊放在三轮车上。唐楼里,不到10平米的“劏房”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住户。

 

白天,售卖衣物配件的汝州街西南方向的大南街,则出现了另一幅景象。戴圆框眼镜、背着帆布包的香港年轻人们,流连在这条老旧的街道上。他们或在咖啡厅室外喝着手冲咖啡,或在小型艺术空间里看着展览。

 

深水埗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第二低的地区,每户平均23200港元,仅高于观塘区。大南街位于深水埗区内,是一条全长约一公里的街道,从钦州街延伸到旺角荔枝角道。沿着大南街一路走,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街市、南亚裔人士开的店铺、电子产品店以及楼龄超过80年的旧唐楼。

 

2020年以来,在大南街的这些商店之间,不断有咖啡店和艺文空间进驻。这个香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摇身一变,成了中产阶级和外籍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Time Out》杂志甚至将深水埗区评为“2020年全球最酷的40个社区”的第三名。

 

“人们不能出去旅行,所以只能在这里花钱。咖啡馆可以消化他们去某个地方旅行的需求。”一家2020年7月开业的咖啡馆经理这样对彭博社说。

 

深水埗的变化吸引外界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当区居民的担忧: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这里地价上涨,从而导致住户被迫离开,让深水埗“士绅化”呢?

一家香港旅游杂志推荐的深水埗“文青必去”咖啡店。
一家香港旅游杂志推荐的深水埗“文青必去”咖啡店。

 

深水埗需要50元一杯的咖啡吗?

 

“感觉之前的深水埗像内地的乡镇集市,拥挤便宜也丰富。”港漂Aries在2020年八月前曾于深水埗租住一年。她直观地感觉到,去年开始,大南街的“外人”多了起来,“变得很商业化,像个景点”。她对全现在描述:“很多人是年轻人,拿着相机,文青打扮。”

 

Chris是这些“文青”中的一员。25岁的他在一家杂志工作,以往,他喜欢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去郊野公园爬山。遇到长假,就出去旅行,2019年的圣诞假期,他去了北海道。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海外旅行受阻,Chris和朋友们开始在香港寻找新的去处,弥补无法出境旅行的遗憾。

 

去年夏天,有朋友推荐,说深水埗开了几间新的咖啡店。“新东西来的,试下咯”,Chris心想。他趁周末去了趟大南街,试了下一家新开的手冲咖啡厅。

 

“好贵,50一杯”,是Chris对这家咖啡厅的第一印象。

 

这些年来,香港热门的文艺地标,像中上环的艺廊、藏在观塘区工业大厦里的日式咖啡,还有最近几年才有的大馆、元创方,他都陆续和朋友造访过。他2017年就听说,深水埗大南街开了文青咖啡店。那时,还只是一两家店落脚在此,没有形成规模。到了2020年,这条街上一下子涌入了十几家咖啡厅、艺术空间或精致餐厅。

 

Chris在新界北长大,而深水埗位于九龙西。以往,他对深水埗的印象,来自于父母:那是个卖便宜东西的地方,住着很多南亚人。Chris大学读新闻系,做功课时,去深水埗采访,才慢慢了解这个地区。那时他开始知道,这里“是个很活跃的社区,有很多故事”。

 

对于Chris来说,不管在香港哪个区,这些“文青”风格的店铺,区别并不大。他的疑问在于,这些咖啡厅,是否真的适合深水埗的土壤。

 

“我坐在里面,还可以见到外面有婆婆捡纸皮,口罩都快破了。50元一杯的咖啡,是否真的属于深水埗这个地方呢?”Chris对全现在说。

深水埗街景。图片:法新社
深水埗街景。图片:法新社

新的布鲁克林?

 

Chris的疑问,也是许多香港人的疑问。深水埗是一个聚居了众多底层民众的街区,这些象征着中产情趣的咖啡厅入驻,是否会引来中产阶级的入住,让这里的地价、租金上涨,从而不再适合原有居民呢?

 

这样的过程,正是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士绅化”。这个名词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提出,用于描述伦敦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低收入工人居住的空间,涌入中产阶级之后,租金上扬,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改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咖啡馆、艺术区等象征着中产趣味的生活方式。

 

一直以来,深水埗在香港都是一个便宜的居住选择,也包容了不同的文化。上世纪40到50年代,深水埗是内地来人的落脚地,包括一群南下文人。1949年,史学大家钱穆在深水埗桂林街创办了新亚书院。咏春拳大师叶问创办的“咏春体育会”,也曾短暂落脚在大南街。

 

之后的几十年里,香港劳动力人口剧增,轻工业急速发展,深水埗成为香港纺织业的中心,开始出现制衣厂和批发售卖衣服、衣物零件以及电子元件的店铺。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经济转型和内地的改革开放,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深水埗的纺织批发商逐渐被时代淘汰。

 

如今,深水埗遍布着楼龄60年以上的唐楼。居住在这里的,有底层民众,寻求庇护的难民以及在香港辛苦打拼的南亚裔人士。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在香港逃亡期间,就曾短暂停留在深水埗的一处难民庇护屋里。

香港正处在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中。2021年2月2日,深水埗大南街部分楼宇被列为受限区域,住户需接受核酸检测。图片:视觉中国
香港正处在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中。2021年2月2日,深水埗大南街部分楼宇被列为受限区域,住户需接受核酸检测。图片:视觉中国

2015年之后,深水埗开始出现一些文艺的店铺。最开始,这被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

 

艺术家林欣杰算是深水埗的“半个街坊”。小时候,每个周末,他都会到深水埗探望家人。大学之后,他经常到鸭寮街购买电子产品。当时,大南街仍有不少卖布艺品、皮制品的老店,对读时装设计的学生来说,这里是淘金之地。2010年代以后,大南街开始出现一些售卖手作店,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光顾。

 

2016年,林欣杰在深水埗成立了一家艺术空间。他的选址原因很简单:租金便宜。林欣杰之后,更多的艺术家把目光投向了深水埗。2020年,这里一下子涌入了超过二十家咖啡店、精品店以及画廊。流连在深水埗的人群,由底层民众逐渐变为文艺青年。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2020年6月的一次活动中也着重介绍了深水埗,尤其提到这里的文艺气息。

 

一家精品店则在自家产品上印上了一句“深水埗就是新的布鲁克林”。这句话引发了香港媒体的热烈讨论——纽约布鲁克林,正是一个被广泛认为经历了士绅化浪潮的地区。

 

2020年10月,在一档学术对谈电台节目中,四位来自不同面向的学者,谈及了各自对深水埗士绅化的看法。

 

对谈的主持人在读社会学时,一直认为士绅化是个“很差劲”的东西。但当她自己去其他地方旅行时,又喜欢到访那些聚集着咖啡店的,或许已经士绅化的地区。“一个地方升级了,变得干净了,安全了,我旅行时就会感到很舒服。”

 

另一位城市研究学者的反思是,士绅化在香港,常常以“市区重建”的面目发生。他提醒文艺工作者们,深水埗士绅化后,“无论是画廊还是咖啡店,之后会有大型地产商进来,将那里变得好沉闷。这一刻有人说深水埗是新的布鲁克林,还是在庆祝一件事,说它充满文化活力,但有些人看到它仿佛是在给自己挖坟墓。”

 

高端化,还是多元化

 

在香港,最早引发士绅化讨论的街区,是湾仔的利东街。这里原本是属于草根基层的旧街道,不少印刷店聚集于此,印刷喜帖、红包和春联,利东街也因此被称为“喜帖街”。2004年到2010年间,香港政府重建利东街,这里变成了房价高企的新楼盘,街边商铺变成了高档商店和餐厅。这次重建,导致湾仔地区租金和房价飞升,一些原来的住户,被迫搬去其他地区生活。粤语流行歌《喜帖街》的歌词,就表达了对利东街被清拆的惋惜。

2020年的湾仔利东街。图片:视觉中国
2020年的湾仔利东街。图片:视觉中国

2006年开始,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先后被拆,香港曾出现了一波保育浪潮。

 

如中环苏豪区原本是个街市,有鱼档、大排档,甚至会有家禽跑来跑去,街坊四邻都喜欢去光顾。上世纪90年代,中环半山扶梯建成之后,画廊、精品家具店陆续出现,后来是酒吧、餐厅。现在,苏豪区已经变成一个高端居住区和休闲区。但士绅化对苏豪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看到的,是街区的高端化,是“重建”,以及整个区的面貌改变。

 

以苏豪区的过往来看,深水埗的士绅化过程,似乎已经出现了苗头。

 

尽管中介公司的成交数据并未显示,深水埗的住房租金和楼价出现大幅增长。但艺术家林欣杰注意到,开始有财团用高于市价的租金,询问门面的租户能否搬去其他地方。彭博社根据美联物业的中介数据计算,2020年,大南街的店铺价格与2017年相比暴涨了54%。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系教授伍美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深水埗部分产业面临老化,如果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增加社区的多元性,但是,如果地产商进驻或者财团收购,也许会出现加租逼走原有租户的情况。

 

上文提到的城市研究学者对深水埗的期待是,保留当区魅力,又留得住草根阶层,同时平衡到某种店铺的经营,“如果新店铺的存在,能令旧铺和边缘的东西生存得更好,其实它们不一定是扼杀,反而可能是种促进。”

 

一位在2015年就入驻深水埗的艺术家,认为士绅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价值的取态单一化了。它用了一些美学价值,用一些象征性的经济元素去说,这才是美,我教你吧,这才是整齐、漂亮、设计,这才能让你生活美好。”

 

他热爱深水埗的战前旧楼和广东式骑楼。“现在还很壮观,那种多元性,在财团或者政府去处理的时候,还会不会保留呢?”

香港中环苏豪区,半山扶手电梯外的行人。图片:法新社
香港中环苏豪区,半山扶手电梯外的行人。图片:法新社

文青也都“买不起楼的”

 

频繁造访的文青,引起了一些深水埗居民的反感。去年七月,有深水埗居民在论坛发帖,高呼“深水埗大南街就快被这班文青搞死”、“还我深水埗”。帖子里还说,“楼上是劏房,楼下卖1000多元一张的王家卫海报,太讽刺......你们这班文青小店就拍拍袖子走人,住这里的穷人和街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作为顾客的Chris,对这些店铺持有包容的态度。“如果租金上涨,他们也要搬走。在香港,这是常态了。你能说楼价上涨怪这些文青吗?他们谁都买不起楼的。”

 

深水埗士绅化给香港提出的问题在于,当艺文元素走进社区,进驻的艺术工作者、财团和居民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有西方学者认为,士绅化讨论应区分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以艺术化开始的士绅化过程中,文化生产者迟早会被更富裕的阶级取代;而文化消费者,本身也可能是无法负担租金的住客。因此,他们都同时是士绅化的推动者和受害者。

 

虽然被一些居民视为租金上涨的元凶之一,但林欣杰非常希望自己的店铺能够融入深水埗这个社区。他对《信报》说:“其实,街坊是不是有可能会欢迎这个变化呢?作为街坊,都会希望楼下是咖啡店而不是按摩店吧?”

 

2013年,电影《变形金刚4》曾在大南街取景拍摄,图为片场布置情况。图片:视觉中国
2013年,电影《变形金刚4》曾在大南街取景拍摄,图为片场布置情况。图片:视觉中国

 

党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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