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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母女情深”是时代巨变的和解方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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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如何与母亲和解?

在阶层差异逐渐拉大的社会中,母亲对女儿的期待(要求更有出息的女儿)、女儿对母亲的期待(要求更有素质和竞争力的母亲)是错位的,在现实压力下充满了张力。这些艰难的叙事真的能在一个母女情深的主题下面得到和解,乃至于被消解吗?

 

撰稿 陈亚亚

 

春节期间贾玲自导自演,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讲述母女亲情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获得成功,票房目前已超过40亿,甚至压过了此前被许多人看好的《唐人街探案3》。电影的热映引起了热议,该怎么评论这部电影,在性别领域它是一个进步吗?

 

对父权制的突围还是陷落?

 

就笔者看到的网络舆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这个电影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大加赞扬,认为这是女性导演的突破、女性电影叙事的一个突破,是用母女的亲缘叙事去碾压性缘叙事的成功范例。电影中没有男主角,重点表达母女间的情感。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女儿忽视父亲,只看到母亲,爱母亲,成为母亲,然后再去爱女儿,完成一个母系的叙事,而这是一个能让男权者恐惧、彻底破坏父权制的走向。

 

另一方面,不少女权者认为这个电影仍然落入了男权的窠臼,甚至说它是一碗变味的鸡汤。她们认为这个电影是拍给年轻女性看的,充满了年轻女性的想象和自我感动,电影看似在讲母亲,实则与母亲毫无关系,整个故事只有贾玲这代年轻女性的视角。她们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母亲身上,在自我感动中完成对母亲的补偿。这种伟大母亲的叙事模式,基本还是父权制中对伟大母亲的塑造那一套,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看上去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的评价呢,一个电影真的可以同时迎合男权叙事和女权叙事吗?在有些人看来这不可思议,但其实在电影中并不罕见。比如著名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就同时有父权和女权元素,父亲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儿,和女儿一起努力,最终帮助女儿获得了世界冠军。在那个电影中我们看到,父亲的行为带有父权制的印迹,但最终结果也促进了女权的进步。

 

我们要如何与母亲和解?

 

那么,贾玲的这部电影又该如何解读呢?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上面两种评价实质上并不矛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致的。比如认为这个电影更吸引年轻女性,更迎合年轻女性的喜好,从笔者在网上看到的网友观影体会来说,大致是成立的。不少女孩带着母亲去看电影,结果发现母亲并不喜欢这个片子;另一方面,那些带女儿去看电影的母亲,似乎也更多地在表达女儿看了很感动,而不是她们自己。

 

对于母亲来说,很可能她们并不认同这两种评价中的母亲角色的任何一种,即她们既不认同为那个伟大母亲(这是女儿对母亲的期待,也是一些母亲的自我想象,但母亲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这个形象是有问题的),也并不认同于某些女权者所期待的要突破(废除)传统家庭的女权同盟。这些实际上都是年轻女性的自我感动、自我想象的一种投射,跟母亲的所思所想有较大距离。

 

原生家庭、亲子关系是许多心理创伤乃至社会问题的根源。对于子女而言,要处理跟母亲的关系尤其困难。我们可能跟父亲的关系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跟父亲是比较疏远的,他更多在扮演提供经济支持的角色,而母亲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家庭事务、育儿都主要是母亲在操作。正因为我们跟母亲的关系更紧密,这种关系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支持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跟父母尤其是母亲和解的途径,而对于那些母亲去世太早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这就成了她们的一个心结。怎么跟母亲和解呢?那个在我们记忆之中一直就是一个中年妇女,对我们有着各种不满、对自己的生活也充满挫败感的母亲,那个我们感觉中跟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母亲,要怎么去理解她是从一个青春少女走到了现在呢?这应该是电影的一个主题。

 

穿越:理解时代还是重组命运?

 

试图穿越到过去,理解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一个创新,在韩寒导演的电影《乘风破浪》中也有类似设定,在那个电影里,男性穿越到过去就理解乃至认同了自己的父亲,但是贾玲穿越到过去,似乎并没有理解和认同母亲,她仍然在用自己当下的认知来对母亲当时的选择进行判断,那就是嫁给厂长的儿子(而不是锅炉工)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到最后她也只能将其理解为这是母亲对自己的爱(而非其他),于是整个影片就从理解母亲重返到母女情深这一个维度,这削弱了影片的内涵,使得它变成一个单纯的催泪片。

 

实际上,我们要理解自己的母亲,就必须理解那个时代,那个价值观、人生观跟市场经济日渐繁荣的当下有很大差异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那个时代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期之后,一批国家企业、集体企业中的工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这对城市普通工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电影对于这个议题是浅尝辄止。影片到了快结尾时,厂长的儿子去了深圳打拼,这预示着他将有机会进入资本家、高管的行列。电影里强调他要自己奋斗而不借助父亲的力量,但这只是一个回避矛盾的虚假叙事。有研究证明,父母的政治资本能够促进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将其转化为职场优势,而这些官二代的工资溢价看起来是来源于“拼博”后积累的人力资本而非“拼爹”进入的高收入行业[1],尽管实际上这仍是阶层固化和强化的表现。

 

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也很深重,很多人从工作女性重新返回了家庭领域,或者被迫担当两重的重担。金一虹的研究中就提到:“中国社会转型,极大改变了妇女在社会劳动和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单位福利制度解体直接导致了公共托幼系统瓦解,育儿变成了纯属私人的事情,而私人化了的育儿事业又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2]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那个意气风华的英子是如何在婚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平凡的母亲,而这些在电影中几乎完全看不见。

 

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对母亲的期待也迅速发生了变化。陶艳兰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的文本分析发现,不同历史阶段理想化母亲的形象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杂志提倡父母共同育儿以及祖辈与父辈共同育儿;90年代则强调母亲素质,好母亲应该提高自身素质以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高素质儿童。[3]显然,缺少了社会和家庭育儿的支持,又要面临社会急剧改变被要求尽快适应的母亲承受着何种巨大的压力,即使将这些压力部分传递给子女也无法缓解那种焦虑感。

 

电影停留在了那个即将使得李焕英们的家庭发生变化之前的那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它回避了冲突和矛盾,用集体主义时代最后的一抹亮色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工人的短暂青春岁月。在那之后,她们将逐渐回归这个对女性并不友好的职场和家庭,几乎是独自承担起育儿的重任。而在阶层差异逐渐拉大的社会中,母亲对女儿的期待(要求更有出息的女儿)、女儿对母亲的期待(要求更有素质和竞争力的母亲)是错位的,在现实压力下充满了张力,这些艰难的叙事真的能在一个母女情深的主题下面得到和解,乃至于被消解吗?

 

[1] 谭远发:父母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工资溢价:“拼爹”还是“拼搏”?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2] 金一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学海,2013年第2期

[3] 陶艳兰: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

 

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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