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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与断裂,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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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命运是最为多舛的。在学科调整中,最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被取消,直至80年代复建。在权力和学科的互动关系中,陆远给出了一个复杂的图景。

陆远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八年后,终于让这本名为《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书付梓。这个周期对于有意愿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完成后,再以公开出版物形式出版的学者来说,实在是过长了。

 

陆远的导师周晓虹似乎对此颇有微词,当然更多是来自导师对学生的耳提面命。在给此书专门撰写的序言《性格就是命运》的最后,周晓虹写道:“我纵然极其推崇的作者的才华,但也常常觉得, 如果陆远能够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文字,或者进一步说,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生涯,读者们也不必’苦等‘八年才能读到这些洋溢着才华和卓识的文字。”

 

2012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到了来自早期著名社会学家余天休女儿胡余锦明的500万元资金,以促社会学科的发展。在设立“余天休社会学基金”之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牵头,设立了一个代表当年中国社会学最佳博士论文水准的奖项,取名为“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在第一次评选中,评委会共收到了来自当时19个拥有社会学博士培养资格社会学院系的24篇论文。经过半年的评审,陆远这篇名为《早期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的社会学为例》的论文,最终获奖。在颁奖词中,评选委员会认为:“这篇论文探求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该文对于提升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颇有价值”。

 

而周晓虹这篇序言的题目,也直指陆远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是社会学学科的性格决定了它自身的命运,而不是全然地由外部力量决定。如果放眼中国新政权建立后众多社会科学的命运,社会学是其中最颠沛流离的一个:1949年前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们大多选择留在新政权;而在新政权建立后,社会学却被视为资产阶级属性的保守学科最终遭到取缔。

 

在海峡对岸,因为曾经遭受社会学家们激烈批评的蒋介石一直对社会学科抱有敌意,在“退守”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恢复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社会科学的地位,一直到解严后的20世纪80年代。

 

关于这个问题,陆远给出了一个相对复杂的解释:社会学在建国初期的境遇实际上跟其学科属性相关,这是一门直接研究社会结构、关心社会现实的学科,学者自然对现实不满,希望改变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政治现实。而传统社会学又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主张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与阶层结构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权力格局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学科性格”上的冲突和其张力,最终让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中国命运最波折的学科之一。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陆远则更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资源、流派,以及“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服务国家”抑或“批判现实”的分野,给学科命运、权力与知识关系带来的影响。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版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版

权力和知识的复杂互动

 

燕京书评: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复杂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关注权力对知识的影响,而在你的路径中关注到了学科内部的分化以及学科建制对于“知识”和学科命运的影响,为什么你会关注到这一部分?是跟随默顿的路径下来的吗?

 

陆远: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变化,都不单纯是外部或内部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或者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权力”(这里主要指政治权力)是一种相对外在的影响因素,但这种外在的因素也只有通过改变学科内部的秩序,才能对学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是我在书中提及的: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顾颉刚与费孝通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最后牵扯到吴文藻、傅斯年、朱家骅等人以及云南大学、中英庚款委员会等机构,最终通过改变学术话语、学术取向和学人人事变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有关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研究路径。再比如,4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进行战后社会重建规划时,对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倚重,与西南联大对当局的批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但更多时候,权力不是直接加诸学术之上的,里面有曲折关联,而这种关联恰恰是反思学术史最有意思的所在。

 

在西方,科学社会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术分支,成果很多,除了默顿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贡献,包括去年重新翻译出版的本-戴维的名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而我本人在写作中受到的影响,除了来自默顿这样的西方学术理论影响外,也有中国传统学术的视角。其中影响最大的来自许倬云先生,十几年前许先生在南京担任“余纪忠先生暨夫人讲座教授”,我有时随侍左右为他推轮椅,空闲时间他常跟我说晚清民初政学两界旧闻,比如关于清流、浊流的问题。许先生自己是世家子弟,所以很多问题是从学术和政治的表象以外去看的。这种视角,可以说是“内幕”,但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以]约瑟夫·本-戴维著, 刘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以]约瑟夫·本-戴维著, 刘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燕京书评:你提到抗日战争对社会学有深刻的影响,让原本沉迷于书本的学者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中国现实。抗战给社会学和学者带来了什么?而在弗里德曼看来,而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发展最繁荣的地区。怎么理解这两种说法,两者是冲突的吗?

 

陆远:我个人觉得并不矛盾。弗里德曼主要说的是“战前”,而且他说的是“繁荣”,意思是学科专业化的速度很快。但是,战前中国社会学主要成绩,还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建立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们也关注社会现实,如战前各城市大量的社会调查,李景汉参与的定县实验等。但这些研究, 更多的还是试图用西方的理论和视角来解读中国乃至改造中国,典型如对定县农民的改造实验,我们今天所谓的“学科本土化”进程,在战前才刚刚开始。

 

但是,战争迫使所有的学者迁往后方,聚集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云南、四川),使得他们更多地接触边陲地区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格局,客观上深化他们对于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思考,比如直接启迪了吴文藻-费孝通所谓中华文明“三圈”体系的建构。战时包括边政学的兴起,从早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到后来的跨学科研究,也是这种趋势下的学术变迁的反映。

受到毛泽东接见的费孝通(右五)。
受到毛泽东接见的费孝通(右五)。

燕京书评:费孝通、吴景超、陶孟和、李景汉学成归来,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在完善学科建制的同时,在你看来也给学科建制带来了负面影响,让其更加“碎片化”,学者也因此缺乏全面的认识。这里面具体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种“碎片化”是否是学科完备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陆远:首先需要纠正的是,我并没有说是这些学者带来了学科建设的“碎片化”,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的“碎片化”现象远不如我们现在这么严重。我们今天反思的学术研究碎片化的趋势,更多地是战后从美国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此的反思就层出不穷,比如沃勒斯坦等人从80年代开始持续的批评,最终汇集成《否思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一书。而从根本上将,学术的“碎片化”是学术研究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性的负面影响的一种体现,而对此的批评,则一直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和韦伯。

 

社会学:是“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

 

燕京书评:如何理解在建国初期或者建国前,社会学其实是对新政权和共产主义带有浓厚兴趣和期待的,也是一门最“激进”的学科。但是,在最后却被视为最“保守”的、和资本主义走得太近而被取缔。怎么理解这段论述中的“激进”和“保守”?就学科本身的特征来看,它到底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

 

陆远:在1949年前后,与其说社会学“激进”,毋宁说几位社会学家在“不满旧制度,迎接新制度”这一点上,显得很“激进”。这种“激进”,是1945至1949年间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选择;并且,随着内战胜负结果的日益明朗化,持这种立场的学者越来越多。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体现得更为明显,自然科学家也有相当大比例。如果说社会学家在其中有什么特别“抢眼”之处,我个人觉得是基于学科特征的缘故: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相比其他学科社会学家的价值取向,会更加直接地体现在相应的研究成果中,会对社会的结构形态、运行状态、制度安排、治理格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人文学科自不必多言,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社会科学领域恐怕也只有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可以同社会学类比。

 

不过即便持相同价值立场的社会学者群体内部,彼此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最典型的例子:1947-1949年,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三位学者在清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立场彼此相近,但对未来究竟走何种道路,其实各有差异性的选择:潘光旦持相对超然,也就是相对怀疑的态度,无论对于国共皆如此;吴景超拥抱计划经济,但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有保留;费孝通与共产党人关系最密切,但又对小农生产方式有眷恋。

 

到了1949年后,社会学被视为“保守”,主要还是因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主张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与阶层结构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权力格局进行根本性改变,这在当时“天翻地覆”的政治主张面前,自然是保守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学学科面临被取消的厄运,面对这样共同的合法性危机,社会学界有了相同的认知,就是要保住这个学科。而这种试图挽留“旧学术”的共同努力,又在另一重层面上被视为是保守的。

 

我觉得,单纯说社会学是“保守”还是“激进”是无意义的,至少是大而无当的,关键要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学者的主张和立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潘光旦。
潘光旦。

燕京书评:你认为是社会学的“内在性格”导致了社会学在50年代最终被“取消”的命运,这种内在性格是指什么? 是什么造就了社会学的“内在性格”?

 

陆远:这种“内在性格”,一方面指的是社会学不主张对社会结构和秩序进行“休克疗法”式的根本变革,而是主张渐进改良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包括对伴随着社会学专业化以来的范式改变的思考。社会学界内部现在都认可,这门学科的产生之处,先哲们(从孔德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性关怀”,指陈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失衡”,进而提出整体解决的方案的。

 

但是,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化(这是现代社会劳动分工在社会学领域的体现),上述这种“总体性视野”慢慢式微,学人们更加关注具体而专精的问题。比如,1949年前,中国主流社会学界不再把马克思纳入关注的范围,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慎考量,但也未尝不是学科专业化导致的结果,渐渐失去提出整体议题和整体方案的能力。到了1949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政权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变革,社会学家对此无能为力,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必然”。

 

燕京书评:你认为社会学者中存在着“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的分歧,他们分别对应着怎么样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在当下的知识分子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可有中间地带?

 

陆远:我对这种分歧的理解,主要来源于两种思想资源:一个是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开创的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与相应的学术取向和社会功能的研究,这一脉络此后被科塞的《理念人》以及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所继承和发展;另一个是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中对社会学家角色定位的类型划分。当然,究竟是“认识”还是“批判”?其实是知识分子研究中非常基础的两种视角,渊源有自,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轴心时代”。

 

限于当下的政治、经济格局,直接地、独立地提出社会改造方案的知识分子很少,或者即便提出公众也无从知晓。更多的社会学者,还是呼吁大家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社会,认识我们熟悉的现象之外的社会。当然,这种新的认知视角,本身也潜在地孕育变革社会的可能性。比如去年很火的一篇网络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其实就是典型的社会学思考,这篇文章体现了社会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反思结果。在这一两年,社会学界有关大数据、算法与劳动困境的研究非常多,甚至已成为一种“显学”。这样的思考视角,既包括“认识”互联网社会的实证观察,也暗含“改造”/“改善”现状的潜台词,是社会学以学术关怀社会、反哺社会的一个典型例子。

倡导“公共社会学”的麦克·布洛维
倡导“公共社会学”的麦克·布洛维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不仅仅是学者的禁脔

 

燕京书评:你认为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本质上是人类学化了的社会学, 或者说借鉴了人类学方法的社会学研究。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我在其中看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前的分野和融合,能展开说一下吴文藻的这个研究吗?而近几年来,人类学似乎“破圈”成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陆远:有关于吴先生的社区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概括还是王铭铭教授,可以参阅他的《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但是,后面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在与社会学相关的诸学科中,人类学是最容易“出圈”,受到公众读者关注和欢迎的一种。这既与人类学的学科属性有关,也与时代的文化特征有关。一方面,人类学的主流范式不像社会学的主流范式那样强调逻辑严密的因果关系、主张复杂精巧数理模型(这些都是讲普通公众拒之门外的因素),而是主张描述性的、阐释性的,通常有大量建立在对鲜活现象细致观察基础上的生动描写,并且人类学的研究和书写对象,要么是人们不熟悉的“异文化”,要么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司空见惯却习焉不察的事实,这些都是吸引圈外读者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类学著作在学术圈以外受到关注,也表明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文化视野的扩大,公众对阅读品的兴趣和要求都在提高。社会科学也面临着不仅要在学术圈内“自娱自乐”,更要呼应大众需要,走向“公众”。这些年,历史学界提出“公共史学”,一时蔚为潮流;西方学术界,桑德尔、李普曼等人都写过和公共哲学相关的著作,布洛维十几年前就呼吁《公共社会学》的建立。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而不仅仅是学者的禁脔,公众的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使命和义务,也是“创造健康社会”的重要路径。

 

燕京书评:你提到,不同学术阵营对学术资源的竞争时,认为正规的田野调查不仅是学科建立的标志,更是“学术发展中关键性的飞跃”;对于学者来说,适宜地进入田野因而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在当时,不同学术阵营是否存在默顿所言“优先权争夺”的情况?那时候,田野调查的机会是很难获得的吗?这样的情况在当下是否也存在?

 

陆远:实证性是社会学的根本属性,所以进行相对规范的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专业化的必经之路。在20世纪上半叶,更是如此。那时,中国没有任何大型的公共性数据库资源,所有学者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需要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调查。但那时公众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认知度很低,加上局势动荡,战乱频仍,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研究面临的困难,比我们今天要大得多。

 

很多田野工作能够展开,完全是机缘巧合或者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比如早期李景汉在北京海淀郊区的调查,是因为班上的学生是村里的乡绅;费孝通能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是因为与张君劢的关系。帮助费孝通中间牵线的,既有吴文藻这样的清华前辈,包括梁思成等人,也有费孝通父亲费璞安他们通过地方国民议会的关系;梁漱溟能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是韩复榘希望借由学者的声音,推动山东的地方自治以对抗国民政府的权威;等等。这背后是一幅有人际关系、权力和资源分配构成的复杂图谱,反过来也会对学者自身研究成果的获得和后世的学术史书写产生影响。

主持“定县调查”时的李景汉
主持“定县调查”时的李景汉

学科壁垒的尴尬,是制度性的障碍使然

 

燕京书评:你之前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是什么机缘让你决定读社会学的?周老师也提到许倬云教授也对你赞赏有加,可以谈谈你们的交集吗?

 

陆远:我和许倬云先生的联系,源于2005年前后,许倬云先生受余纪忠先生生前委托,来南京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协助南大创办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高研院)。许先生自幼残疾,不良于行,所以经我的硕士生导师申晓云教授推荐,学校安排我在每次许先生来宁期间,负责为他推轮椅,随侍左右。我那时正在关注中央研究院早期的历史,在闲暇之时,许先生常常耳提面命,讲了很多治学心得,今天想来,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田野中的费孝通。
在田野中的费孝通。

燕京书评:如果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你是作为“闯入者”的角色进入社会学的,其他学科的“闯入”会给社会学带来什么?

 

陆远: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另外一种视野,或者说“无知者无畏”吧。因为写博士论文时,我学习社会学的时间并不长,对社会学的理解远远不够深入;我的学术史书写,在方法上更多地还是借鉴历史学的经验。今天看来,这部书稿在符合社会学的学科规范方面,需要改进处还很多。但反过来说,历史学的敏感也让我或许能够关注一些社会学者“习焉不察”的学科发展史资料与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解释。

 

燕京书评: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是何种关系?很多社会学者,比如刘思达近年来对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过于关注“理论”,反而对事实进行剪裁和审核的方式进行了反思,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去做历史学。而你却做出了“逆向”的选择,可否谈谈你对刘思达这样看法的回应,以及你为何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陆远:首先,我本人其实很反对那种学科间严格的制度壁垒,至少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之间,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大的重叠性和相似性,我们所谓的“历史学研究”或“社会学研究”,更主要说的是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和书写方式有差异,但对问题的基本观照应该是人同此心的。回答前面问题时提及,沃勒斯坦等人在三四十年前就提出来,我们今天的学术分科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世界观在学术领域劳动分工中的体现,应该被打破和重塑。今天中国讲“新文科”,或许也有这样的考量,但具体结果如何,也未可知。

 

具体到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近十年来,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渐成气候,社会学界很多富有活力的中青年学者,对此有很多创见:比如2021年最新一期《社会学研究》上,就发表了清华大学应星教授的文章《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对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脉络做了批判性考察。但是,学科壁垒似乎依然存在。社会学界研究历史社会学的人,一般也不太怎么和历史学界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反之亦然。这种尴尬,更多的恐怕还是制度性的障碍使然,比如学术发表和学术酬赏的学科本位导致的,如何如真正实现跨学科交融,前路依然漫漫。

陆远。
陆远。

今日的全球化问题,仍是19世纪以来的核心议题

 

燕京书评:如果放到目前的语境中,资本的力量以何种面貌对于知识和学科产生影响?你在此前的研究中提到过一些,比如吴文藻等人的研究拿到了西方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包括燕京大学本就是一家教会大会。但是目前,知识付费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是否也在塑造知识?

 

陆远:在科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中,资金和物质支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内容。晚近如艺术史的研究,也开始把这个作为重要的思考方向进行深入分析,比如讨论供养人、资助人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当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格局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你所说,知识付费作为一种新的资助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以往的形态。本质上说,就是分散的大众成为政府、机构(如基金会)、个人(如皇帝或富翁)以外的又一种知识生产供养人、资助人。这种资助人,与此前其他类型的资助人都不一样,一方面是分散的,一方面是高度可塑的,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那样,他们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或许是前所未有的,但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下结论似乎还有点言之过早。

 

燕京书评:就全球范围看,权力对于知识的塑造形式是否更加隐秘和复杂了?两者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

 

陆远:这种型塑的表现形式或许发生了变化,但全球化语境下的核心议题,其实依旧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重大命题框架里。比如前段时间围绕新疆棉花生产发生的争论,抛开政治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不谈,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跨国生产和民族国家本位之间的矛盾,这是19世纪以来的核心议题,至今未变。

 

燕京书评:你的这本书只写到了1957年,是否会继续会接着写下去,比如考察社会学重建的过程?如果分析这一时期,你在书中提出的框架和模型是否也适用?

 

陆远:关于社会学恢复重建,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史话题。在这方面,周晓虹老师从前年开始启动“社会学恢复重建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访谈”,访问了学科恢复重建40年以来的40位重要的华人社会学家,目前已全部完稿,数月内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套访谈,将成为我们解读社会学重建历程重要的一手资料。另外,我的师弟赵超越正在周晓虹老师指导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社会学恢复重建为选题的,相信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部作品。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这标志着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开始。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这标志着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开始。

燕京书评: 经过重建后,90年代中后随着北京大学李康、李猛、吴飞、应星等一批学者的出现被称为“黄金一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称呼、认同这样的划分吗?为什么会在90年代诞生这样的一代人?又为什么是他们?

 

陆远:王汎森先生前年出版了一本学术散论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标题这句话出自美国人类学家Alfred Kroeber。王先生认为,如果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改成“人才为何成群地来”,那么以下几点相当重要:物质条件与心理质素的强大支持、“群聚效应”、“带跑者”发挥的效应,还有同侪之间健康的“竞争”兼“合作”关系的激发。我觉得可以解释这一批已经在学界呼风唤雨的70后学者集体性涌现的原因。

 

另外,这些学者成长的90年代,是从80年代空谈“文化”转向专精“学术”的过渡时期(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这个就是90年代的“流”)。在他们求学期间,互联网和市场化尚未对学术圈形成很大的影响,这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基本功非常扎实。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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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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