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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质疑的跨性别门诊医生:“给‘变态’看病,他也是‘变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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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社会观念上的重重阻力,让跨性别专业医疗资源在国内落地时困难重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的整形医生潘柏林习惯了被骂。

 

作为北医三院跨性别序列医疗门诊的发起医生,这十年来,潘柏林一直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从心理辅导、激素应用再到性别重置手术。

 

跨性别者,指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或性别表现不同的人士。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中国到底有多少跨性别者。2012年,香港大学一位学者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数据推算,亚太地区有0.3%的人口是跨性别者。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可能有大约400万名跨性别者。

 

跨性别者来面诊时,一旁陪同的家长总会对潘柏林怒目而视,“你怎么能这么给我孩子看病”;也有家长给他塞纸条:“要是再给我孩子乱开药,咱们走着瞧”;更有家长表示,“我宁愿孩子没了,都不愿意他这个样子”。

 

针对跨性别门诊的投诉更是司空见惯。只不过,与其他有名有姓的医疗投诉相比,这些投诉往往语焉不详,似乎投诉人并不愿意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跨性别门诊就医。在互联网的角落里,也有人窃窃私语,“给‘变态’看病,他也是‘变态’吗?”

 

潘柏林已经对这些谩骂见怪不怪。对于他和他的团队,以及中国的跨性别人群来讲,这只是他们遇到的困难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部分。制度和社会观念上的重重阻力,让跨性别专业医疗资源在国内落地时困难重重。

潘柏林在出诊。图片:受访者提供
潘柏林在出诊。图片:受访者提供

单兵作战

 

潘柏林从2004年就接触到了跨性别社群。

 

彼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在北医三院外科病房进行规范化培训。当时正赶上跨性别者汉东(化名)在北医三院进行变性手术,潘柏林和主治医生一起,全程负责。

 

汉东的床头,挂着“易性癖”的病历卡。

 

第一眼看到汉东的时候,潘柏林也觉得有些别扭。那时,他对跨性别者没有概念,“也没有听说过金星”。看到一个男性外表的人穿着女装,说话轻声细语,他感到这个人与外界“格格不入”。推开病房门,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潘柏林是生手。给汉东换药时,他弄疼了汉东。但汉东没有不高兴,反而鼓励他“没关系,继续弄吧”。那之后,他们时常聊天。潘柏林慢慢知道,汉东从四川来,常年打工,只为攒下做变性手术的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生。

 

汉东是潘柏林接触到的第一位跨性别者。这个形象在他心中一直挥之不去。与汉东相处的经历,让他知道,原来之前对于“变性人”的种种预设,都是自己的偏见。“他们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潘柏林告诉全现在。

 

2010年,潘柏林去了日本,在东京昭和大学医院访学。他偶然读到了一本日本的易性病教科书,其中对于跨性别者的讲解十分到位。潘柏林觉得,这样一本书也应该被国内的医务工作者和跨性别者看到。于是,他自己翻译了一些章节,发在了网上。

 

很快,有跨性别者注意到他的文章。他们留言给潘柏林,问他用药和手术相关的问题。潘柏林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跨性别医疗训练,他也需要翻看专业书籍,自己学习之后再讲解给网友们。他同时开始留意日本对跨性别者的支援措施。在日本,有专门针对跨性别者的性别中心,整合不同专业的跨性别友好医生,为跨性别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检索了更多资料后,潘柏林发现,北美的做法比日本更完善——有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负责跨性别社群服务推广、医疗资源推介及权益的争取。

 

回国后,潘柏林继续在网上发布跨性别医学科普文章,不断有人向他咨询激素的使用、手术等问题,他也因此了解了更多跨性别者的困境。以激素治疗为例,不少人没办法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药品,只能自己在网上找途径购买,药量也要靠自己摸索。而彼时国内的医院,也没有针对跨性别者的完整医疗序列。跨性别者若想前往医院求助,很可能受到歧视。

 

一些跨性别者在线下找到潘柏林,但后者近乎于单兵作战,心理咨询、用药和手术建议,都是他一个人完成。

北医三院。图片:视觉中国
北医三院。图片:视觉中国

2016年,他联合北医三院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和妇产科、男科的几位医生,开始筹划成立跨性别序列诊室。

 

实际上,早在1983年,北医三院就实施了国内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但对医院来说,跨性别门诊仍然是个新鲜事物。

 

一方面,医院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审视,“北医三院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够理解跨性别门诊设立的初衷。在北医三院内部,就曾有医生质疑潘柏林,“你做这个事情,是为赶时髦、博眼球,还是为了出名呢?”

 

“每个环节总会有些羁绊,不会太顺利。”潘柏林描述跨性别门诊在院内的处境。

 

在网络上,对潘柏林的质疑,甚至造谣,也随着他的名气而渐渐升温。2015年,曾有反跨人士在网上发帖,称“潘柏林有变态癖好”。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不得不发文回应,表示“潘柏林医生工作状况和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如今,潘柏林的主要工作,仍是一位整形外科医师,专长于唇部整形。跨性别门诊的其他医生,也像他一样,大多数时间在所属科室出诊,每周固定时间则在跨性别门诊接待来访者。

 

据潘柏林透露,到北医三院跨性别门诊求助的跨性别者,先要持有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易性病”诊断。随后,他们可以带父母在门诊接受宣讲,再根据个人情况和医生建议选择医疗介入的方法。

 

这些来就医的跨性别者,大多会在专注于精神医学的北医六院获取诊断证明。

 

一台手术,八项条件

 

“易性病”诊断,是《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 年版)》(下称《规范》)的要求。到目前为止,《规范》仍是国内唯一一项包含“跨性别”一词的政策。而在2009年发布的上一版管理规范中,卫生部使用的还是“变性手术”和“易性癖”这样的表述。

 

一般而言,医生会根据来诊者对自身性别的认知,以及改变身体的愿望是否强烈来做出是否属于易性病的判断。

 

潘柏林对全现在解释,跨性别者改变自己的身体有不同方法。

 

如果一位跨性别者可以接纳自己的外貌,可能不需要对身体做太多改变。而大多数无法接受自己身体的跨性别者,都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一来,从通过激素治疗抑制体内原有的性别特征,再到进行最后的性别重置手术,都需要专业的医疗介入。

 

这其中,性别重置手术是所有身体改变中最激烈而决绝的。

 

不是所有跨性别者都能走到这一步。一次完整的性别重置手术,是身体整体而彻底的改变。面部的美容手术是其中相对简单的一环;接着是第二性征的再造;最后则是生殖系统的切除与重新构建。男跨女的跨性别者,生殖器手术可以一次完成,女跨男的跨性别者则需要数次手术。

 

潘柏林和他的团队要做的,就是根据来诊者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他们的医疗方案。至于判断对一位跨性别者的医疗帮助需要走到哪一步,“完全看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程度和精神状况”。

 

上述《规范》规定,要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人,需要满足8项条件:被心理科或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有“易性病”(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分类);未婚;年过20岁;身体状况适合接受手术;无犯罪记录;取得亲属同意;对性别重置手术的要求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接受过一年以上的心理、精神治疗,并被证明无效。 

 

此外,《规范》将性别重置手术相关的医疗程序归类为整形手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2017年版本的《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
2017年版本的《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

这些现实阻力,让最终成功改变了生理性别的跨性别者少之又少。

 

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2017年曾联合进行了一项针对跨性别者的社会调查,发现51%的跨性别者有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但这些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性别的人,只有不到15%曾接受过手术。

 

在这项调查里,研究者条分缕析地列出性别重置手术在国内的众多缺陷:稀缺的手术资源、不合理的手术规定以及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都令跨性别者们望而却步。

 

据潘柏林统计,跨性别门诊成立之后,他们接待了1700多名前去求助的跨性别者,有手术需求的每年约100例,但平均下来,每年只有15到20人最终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

 

伦理审查

 

在北医三院,即便踏入了跨性别门诊,每一位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也要先通过伦理审查。这也是《规范》的要求。

 

伦理审查重要的一步,是在一个由医院不同部门专家都参加的会议上,接受他们的问询。

 

2018年下半年,跨性别门诊设立后的第一次伦理审查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了一些刁钻的问题,“做完手术之后,男不男女不女的,你怎么生活?”还有人用“变态”称呼来诊者。一位跨性别者当场闹了情绪,拒绝回答专家提问,最终没能通过术前审查。

 

潘柏林认为,“来诊者肯定是有足够准备的。而且‘男不男女不女’这个概念,是老百姓强加的。跨性别者的愿望就是改变自己的身体,哪怕一点点,对自己也是一种宽慰。”

 

后来,第二次伦理审查会议开始前,潘柏林专门准备了一个幻灯片,引用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发布的指南,讲解在跨性别者面前注意用语的重要性。后来,伦理审查会议上很少再出现歧视性提问,大多数申请获得了通过。

 

从医学上看,跨性别序列医疗涉及多个医学领域,从整形外科、内分泌科,再到男科、妇产科。它并不存在于医学教科书上,在国内也没有太多参考。在业务上,几乎没有前人经验,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

 

潘柏林有时反思,即使是接受了专业医学教育的医生,对性少数群体的认识,似乎“也和老百姓一样,没有什么更加先进的地方”。但他也知道,有些偏见是知识没法解决的,“各行各业都是,你接受高等教育也好,学医也好,整个教育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性少数群体。”这被他视作医学教育的一种欠缺。

 

抗争

 

全现在接触到的一些跨性别者表示,他们无法从正规的医疗渠道,了解跨性别相关的医疗知识。互联网和跨性别社群内部,是他们获取医疗信息的主要途径。

 

“如果不是距离、时间和经济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去三院看看。”花弦告诉全现在。

 

22岁的李微(化名)从高中起就觉得自己是女生。大学在南京念书时,李微也可以在内分泌科开到激素类药物,不过“医生对用药剂量也不是很了解,需要自己摸索”。

 

在跨性别者的圈子里,她听说了潘柏林,并意识到,要想接触到对跨性别者更为友善的医疗资源,要到北京生活才行。

 

毕业后,李微在北京的一家国企找了份工作,开始了北漂。工作刚稳定下来,她就去北医三院挂了号,找潘柏林,按照他的建议使用激素。

 

目前,李微仍在坚持使用激素,每三个月前往北医三院复诊一次。她也想通过手术,彻底改变自己的性别,但现实困住了她——李微担心,自己如果做了手术,在现在的单位将无法立足。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接受手术,需要家人同意,而现在, 她在与家里人的关系上“已经压力很大了”。

 

这些年,潘柏林常常想起他2010年在日本访学时,看过的那部叫《为己而生》的电影。

 

电影的主人公是位跨性别者,决定要做变性手术。在手术前后,她遇到了来自学校、家庭的阻力。她在夹缝中勇敢追求亲情、友情和爱情。最终,她完成了手术,成为了“自己”。

 

潘柏林觉得,这部电影,就像是把那些他在书上看到和现实中遇到的,独属于跨性别者的困境,在荧屏上呈现了出来。

 

在现实中,潘柏林发现,自己接待的几乎每一位来诊者,都有着相似的故事——不管是刚刚进入青春期还是已经迈过中年,找到“自我”,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追求。“大多数非常坚定,为这个事情奋斗一生、抗争一生,跟家庭抗争,跟周围的环境抗争,跟同事朋友甚至医生抗争。”

 

其中让潘柏林最为唏嘘的,是江成(化名)的故事。去年就诊时,她已经60多岁了。

 

20多年前,江成就曾在北医三院住过院,打算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在生理上成为女性。那时江成已经结婚,在手术前一天,她还是没能下定决心放弃家庭。年过六十之后,父母去世,孩子成年,她最终和当时的妻子坦白了一切,选择离婚,准备接受手术。

 

潘柏林直观地感受到,跨性别者改变自己身体的愿望”伴随终生,至死不渝”。

 

曾有朋友跟潘柏林开玩笑:“你不要做这个最后把自己掰弯了。”潘柏林一本正经地回复,说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不会因为做的事情就轻易改变。

 

医院里有位同事,发现自己的孩子喜欢同性,并为此而苦恼。潘柏林听说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时不时地就和这位同事聊天,劝说他,“你要接纳孩子属于一种性多元化的少数群体,他们也可以有很完整、很出色的人生。”

 

那个孩子在国外生活光鲜,对父母也关怀有加。慢慢地,同事开始接纳自己的孩子。

 

还有些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好转。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通过了《国际疾病统计分类》的第11版(ICD-11)。其中,用来描述跨性别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被改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并从精神健康类别删除,转移到性健康分类。这意味着,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

世卫组织为ICD-11制作的信息图。图片来源:世卫组织中文网站
世卫组织为ICD-11制作的信息图。图片来源:世卫组织中文网站

ICD-11发布后没多久,卫生部就印发了中文版,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从2019年3月1日起,“积极推进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然而,在不同疾病具体的医疗标准上,国内的行业规范还未完全同步。比如,上文提到的《性别重置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还未更新,“易性病”依然是跨性别者在医学上的标签。尽管如此,国内跨性别社群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潘柏林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有些矛盾。

 

现实情况在于,北医三院跨性别门诊获准开设,在程序上是基于对“易性病”进行“诊治”的需要。而在实际运行中,门诊的医生并不将来诊者视为“患者”或“病人”。

 

潘柏林担心,“本来我们开展这个就受争议,如果连病都不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更难开展。”

 

他意识到,只靠医疗上的努力,还没有办法解决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少数群体在社会上的困境。“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固有的想法,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这)需要各方面去努力,包括我们医疗界,也包括行政部门,还有星星点点的跨性别家长。和理解他们的人,共同在社会上进行呼吁,才可能逐渐转变社会的一些看法。”

党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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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險奮進,困乏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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