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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女子五次起诉终判离婚,迟迟不予判离之时,法官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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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格依法办事的刑事案件不同,家事审判会着重考虑判决的社会效果,尤其是涉及到人身威胁的案件。

4 月 30 日,经过一次延期,近日广受关注的衡阳离婚纠纷案开庭。近四小时庭审之后,法院当庭宣判,准予离婚,原告宁顺花自愿放弃二人的一套共同房产。

 

自 2016 年以来,宁顺花一直奔波在广州与衡阳之间。平日为了躲避前夫陈定华在广州打工,每次离婚诉讼开庭的时候,才回到衡阳。五年时间,她五次上诉,终于等来这个结果。

 

期间,法院两次对她下发人身保护令,陈定华也因暴力威胁、恐吓等原因被四次拘留,然而法院仍反复以“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为由,不予离婚。离婚之难带来长期的压力与恐惧,宁顺花曾告诉媒体,此前,每次参加庭审的时候,她都会写一份遗书,做好最坏的打算。

 

宁顺花的案件并不是孤例。去年底,“离婚冷静期”即将正式施行时,全现在曾采访婚姻家事律师张莹,她分析,陕西 2017 年起诉离婚的人群中, 48% 以上需要进行第三次起诉,其中上诉次数最多的已起诉五次,仍未成功离婚。

 

在大众眼中,多次提起诉讼足以显示一方离婚意愿强烈,感情已然破裂,而家暴情节更是《婚姻法》中应准予离婚的具体情形之一。但到现实中,却屡屡出现无法离婚,甚至在离婚失败后跳楼逃生或被对方杀害的事件。从法院的角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判决,法官是如何看待这类案件的?

 

宁女士的伤势
宁女士的伤势

“不予离婚”作为一种缓冲手段

 

“有个俗语这么讲,‘没有离不掉的婚’。”北京“家事法苑”的婚姻家事律师段凤丽表示,但离婚需要反复上诉,却极为常见,“如果第一次起诉,被告不同意离婚,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判不离的。”

 

在她代理的案件中,只出现过两次例外。一次是被告在监狱里被判处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另一次,被告在法官面前承认二人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明确达到可以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除此之外,段凤丽都会劝当事人做好心理准备,过半年之后再进行第二次起诉。

 

二次判离则更为普遍,大概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但她也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法院开始倾向于三次才判离婚,作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这进一步拉长了离婚所需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是为缓解法院处理案件的压力。判决离婚,就得处理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抚养费等大量问题,会比较麻烦。而不判离婚,就很简单,说没有证据证明感情破裂,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书一页纸就写完了。”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沣东新城法庭副庭长纪胜利告诉全现在,离婚案的审理在基层法院能占到 15% 至 20% ,可以说是牵涉精力最大的一类案件。

 

退休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前高级法官王礼仁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家事审判。他对全现在表示,与严格依法办事的刑事案件不同,家事审判会着重考虑判决的社会效果,尤其是涉及到人身威胁的案件。大量精力投入于试图让双方达成调解,以规避可能的恶劣后果。

 

由于涉及人事关系和多方家庭,离婚案很容易触发暴力。“有的时候庭都没开就打起来了,他们来得早,等我们来都打完一波了。”纪胜利说,“审理期间也会出现自杀,或者杀人的事件。基层法院相当一部分的司法拘留就是这类案件引起的。”

 

此前,宁顺花的前代理律师,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震霆就曾告诉媒体,陈定华砸过他的车,还威胁过法官,“那法官可能就会想,万一这个人想不开,在外面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30 日案件宣判之后,陈定华仍屡次对媒体表示“不甘心,以后也不会罢休”,“等我老妈走了,再去找她讨回这个公道”。

 

一方面,法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又要顾及社会效果。对于同样的案情,当事人的态度、接受度的不同,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判决结果。“所以离婚案非常复杂,要和当事人斗智斗勇。”王礼仁说,“作为法官,你要判断对方的威胁到底只是一种简单的威胁,想吓吓你,还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与此同时,你还不能让对方看出你的担心。”

 

因此在现实中,离婚案的审理往往不会孤立地以法条作为审判标准,“我们要对这个婚姻进行判断,看我们的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再来决定该怎么对这个案件下手。”

 

对于坚决不同意离婚的当事人,法院有时还会请妇联、当事人的亲属等各方到场做思想工作。如果经由判断,当事人很可能真的做出一些具有危险性的举动,法院还会对相关亲属做出预警,跟公安部分通气,做完一系列的预备工作,才会作出判决。

 

对衡阳此次的离婚案,王礼仁分析,“在离婚条件和离婚后果之间,法院在选择上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可能以简单地判决不离婚,代替了更充分和必要的思想工作。”

 

关于这点,他指出,在过去十几年,婚姻审判在制度上出现了一个转变,审理关注的重点从以“该不该离婚”转移到了财产分割上。这导致一些法院在判断夫妻感情的标准上任意性很大,“有些不该离婚的,一起诉就判决离婚;而该离婚的,一方威胁一下,或者感觉这个案子不好判断不好处理,就干脆判不离婚算了。”

 

衡阳县人民法院去年给出的判决书。图片:海报新闻
衡阳县人民法院去年给出的判决书。图片:海报新闻

 

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个单位

 

家庭被视为这个社会最小的细胞,纪胜利说,“所以家事案件审理中,对社会稳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段凤丽经手过一个案子,当事人与妻子结婚半年,后者出车祸成了植物人,男方起诉离婚。“这个离婚也是起诉了四五次才离掉,法院其实就暗含一个意思,就是你需要给被告进行一个安置。如果她之后没有人照顾,法院就会觉得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法官对“和谐”的主观理解和年龄阅历的不同,都会影响到衡量标准。

 

在纪胜利最近遇到一个案件中,一对夫妻中的女方遇到“杀猪盘”,在网络上被诈骗 90 万元,男方知道后便起诉离婚。由于双方育有两个女儿,女方家庭也还了 50 多万,纪胜利感到,此时提出离婚是“没有担当”的行为,因此没有准予离婚。“但有些法官可能就认为,这 90 万外债对一个小家庭来说太严重了,应当准予离婚。”

 

根据段凤丽的经验,老年人离婚也是往往多次判不离的一个类型。她的同事目前代理的一个老年人离婚的案件,已经起诉四五次,仍没有结果。

 

“会觉得要老所有依,因此还是倾向于稳定,倾向于不离。法院在这一块儿卡得很严。”纪胜利表示,“我们遇到过那种 80 多岁的老人,起诉自己 70 多岁的老伴儿。那两口子都一起过了五六十年了,怎么说没有感情呢?在这个情况下,虽然双方确实很多年没有在一起生活,但法院能不能判,敢不敢判呢?”

 

去年底就曾有一桩类似的离婚案引发极大争议。结婚 40 余年的李女士因为丈夫常年脾气暴躁,对家人非打即骂而起诉离婚,最终法院驳回,认为夫妻“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

 

2015年5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婚姻登记处,离婚登记室更名“综合登记室”,调解劝和的婚姻箴言随处可见。图片:视觉中国
2015年5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婚姻登记处,离婚登记室更名“综合登记室”,调解劝和的婚姻箴言随处可见。图片:视觉中国

为了追求和睦,各地法院一直在探索新的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庭,将调解的步骤拉长。对于家事案件,调解是诉讼当事人必须参与的强制程序,在一些新的探索中,法院会在庭前庭中庭后都安排调解,并委托当地的村委会、妇联等基层单位或街道办参与到案件调解中。

 

这之中,一部分途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益,比如设置心理评估,要求双方进行财产申报;一部分则是为了唤醒当事人的“良知”,比如一些调查问卷,“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么,孩子的生日是什么时候?”纪胜利说,“有时候真的是句子还没写完,然后他就不离了。”

 

但对于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的追求,也可能造成一种对弱势一方权益的侵害。2013 年香港法学院教授贺欣就曾在《司法调解对家庭暴力的删除》一文中指出,在调解阶段,为了减少对立,法官会刻意弱化诸如家暴的恶劣情节,将重心放在让当事人和解上。“选择和解的当事人很可能以为他获得了法律的救济,而事实上,接受调解协议意味着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法定权利。”

 

去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鉴显示,中国人离婚率过去十年一直在稳步上升, 2019 年达到 3.36%,为结婚率的一半。

 

“离婚率要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话,它也是不稳定的一个表现。”纪胜利感到,作为法官,他们需要引领大众弘扬传统的家风和美德,“宁拆十座桥,不拆一桩婚。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总体也是倾向于这样的做法。”

 

(题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张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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