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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的年轻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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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轻的癌症幸存者,周影曾幻想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创业,可以做一家只招癌症病人的公司,证明给别人看:得过癌症的人也可以工作,而且能做得很棒。

3月的北京,柳树还没来得及抽出第一茬嫩芽,周影光秃秃的头顶已经长出了新发。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这是桩喜事。自从去年9月,29岁的周影被确诊为恶性生殖细胞瘤患者以来,她的身体和情绪就被卷进了一场长时间无序的动荡中。手术后,她恢复得很快,春节前的化疗也顺利结束。随着身体指标渐次回归正常,返工上班,成了她的头号大事。

病发前,周影做记者,高强度出差是家常便饭。大病初愈,她决定找一份新工作,没成想,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打击——有时是面试官的眼神和发问,一个中年男领导曾经盯着她新长出的蜷曲小短发,比对她过去的照片,问她现在的头发怎么这么短,并评价说,“以前很有女孩样”。

更多时候是一些无疾而终的求职。原本聊得很愉快的面试,会因为提到她生病的事戛然而止;有时offer眼看都到手了,雇主也会在背调得知她病情后临时反悔,撤回录用决定。在周影看来,这些因癌而起的“歧视”,甚至给她带来了超越手术和化疗的煎熬。

“我才意识到,虽然战胜了病魔,但我个人对于命运的抗争才刚刚开始”,周影说。

确诊后,周影在医院。图源:受访者
确诊后,周影在医院。图源:受访者

周影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数量日益庞大的癌症患者群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数据,中国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占全球23.7%。而据2020版《中国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白皮书》数据显示,胃癌、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肾癌等多种癌症都呈现出了年轻患者(15-39岁)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

在大众的传统认知中,癌症似乎一直与绝症、死亡划着等号。患癌,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要趁早休息,及时行乐,告别工作,等待死亡。但今天,随着癌症治疗方案越来越进步,存活率越来越高,患癌群体,尤其是年轻的患癌群体们更期待康复后尽快回归正轨。

“我不想余生都生活在阴影里”,周影说,她依然珍视自己的工作权利和职业理想。

两个战场

癌症患者大多“上过战场”,比如37岁的张源。他脖子上那道11厘米长的疤,就是三十岁那场“恶战”留下的证据。

但这不是张源最痛的地方。至少,他从没为这个伤疤流过眼泪。让他印象最深、最痛的画面,出现在患癌后第三年——他因为癌症幸存者的身份失去了工作。得知消息的那天,巨大的委屈和无助袭上心头,眼泪从公司门口一路憋过了地铁,到家门口时,他终于蹲下身,哭了起来。

很多年后再回想起来,张源说,当时“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感觉是被全世界放弃了。整个人悬在了半空中,委屈,不甘,不屑,也对自己失望。怪自己为什么没把身体养好,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把生活过成了这个鬼样子。”

张源和癌症的交集始于2014年7月31日,甚至更早。

那一天,体检做B超时,医生发现他脖子上有几个“鼓包”,提醒他,可能是甲状腺肿瘤。当天,抱着“会不会是弄错了”的侥幸心理,张源辗转跑了两家三甲医院。大夫们经验丰富,简单看两眼,摸了摸,还没做穿刺,就给出了凶多吉少的推论。

张源浑身发软地蹲在医院门口,脑子里一片空白。

彼时,他在北京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事业正处上升期。那段时间,他对环境的感知无非是户外日益严重的雾霾和新装修办公楼里难闻的气味。更早之前,他在媒体领域深耕多年,一年到头都很少感冒。

接下来的半个月,张源请了假,瞒着父母住院、手术。病理显示为“恶性肿瘤”,和三颗肿瘤一道被摘除的,还有他的全部甲状腺。手术前,医生宽慰他: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症状最轻的,治愈率可达80%,已经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医生同时也提醒:“但它毕竟是个癌,你要做好未来两三年和它纠缠、战斗的心理准备。”

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癌细胞偃旗息鼓。医生嘴里的战斗,指的是张源不仅在术后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还必须持续警戒,与体内随时可能复发的危险癌细胞进行对抗。

术后的头一年,张源确实经历了病情的反复:每两三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大剂量碘-131放射治疗——一种利用碘131射线杀死癌细胞的疗法。放疗的辐射非常大,每次治疗,张源都被关在单独的房间里。治疗结束后,他全身乏力、浮肿,恶心呕吐,过一条马路甚至要用十几分钟。

更大的焦虑是经济上的。持续的治疗需要持续的钱,除去报销,张源还花了20来万,存款早已耗尽,一度需要找朋友借。病友群里,常有人分享对返岗后工作的忧虑。张源也隐隐感到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工作。

早期治疗期间,他与公司主管一直同步病情、保持联络。让他庆幸的是,主管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还和部门HR到家中看望过他一次,对他说:休息吧,等病好差不多了再回来。

2015年夏天,张源见病情稍稳,两次提出复工。第一次,他刚返岗没几天,指标就再次波动,只好请假又回去做了一次放疗。再次复工的日子拖到了这一年9月,他终于回到公司,准备正式接入正轨。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个战场。

时隔一年,此前的工作团队已因业务原因解散。原本从事内容工作的张源被划归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商务团队,事先没接到过任何通知和问询;诺大的公司里,张源也再找不到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办公区域变了,相熟的同事离开了,连工位上的电脑和其他私人物品也不翼而飞。他四处找人问,没人能给出解释。

张源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了”。再往后,他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商务团队的领导从不给他分配核心工作,内部小团队开会也不叫他。张源猜想,也许是因为自己病刚好,又是业务上的新手,领导不信任。但不会可以学,他尝试向领导争取机会,却一次次被搪塞回来。

这期间,上级也劝过他主动辞职,并被告知如若辞职可帮忙要些赔偿。张源不想失去工作,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他再度被调岗,被安排到了另一个需要值班的信息支持部门。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要我”,他感到了一种赤裸裸的被嫌弃。他想证明自己并不差。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值早班,早七点至下午四点。每个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张源都会准时坐在工位上,需要加班时他也坚持,有时待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春节期间,他还独立值了三天班。

即便如此,小半年后,张源还是接到了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消息,理由是“工作效果不好,身体不适合工作,不能接受大夜班”。他觉得委屈,一方面并不认可这样的工作评价;另外,由于组内也从未出现过大夜班的要求,怎么就下结论说他“不能接受”呢?

2015年,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刘伶利治疗癌症期间,被学院以旷工为由开除,随后刘伶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定开除决定无效的情况下,博文学院却迟迟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直到刘伶利老师去世。图源:刘伶利微博
2015年,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刘伶利治疗癌症期间,被学院以旷工为由开除,随后刘伶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定开除决定无效的情况下,博文学院却迟迟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直到刘伶利老师去世。图源:刘伶利微博

多方沟通后,张源意识到无法挽回:因为他得了癌症,公司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他了。

愤怒和无助之下,张源写了一篇名为《一名患癌症被离职员工有话说》的长文,发在公司内网上,并以群发的方式发送至几千名同事的工作邮箱。文中,张源细数了自己从患病、手术到复工,再到被边缘化、被迫离职的全过程,向所有同事喊话,质疑公司歧视癌症员工。

帖子点燃了公司内部的舆情,评论区里涌进了同事们1000多条评论。张源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评论区截图——留言中,最多的是“早日康复”,很多人支持张源维权到底,还有人建议公司成立专项基金,给病魔缠身的同事更多一些帮助。

那之后,张源和公司的关系彻底崩坏。人事部门最终与他商议,拟了一份后来被他称为“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补回几个月病假期工资作为补偿,条件是不可在外界传播此事。当时,有朋友建议他应该继续争取,要一个相对清闲职位的转岗机会。张源放弃了,他想要远离是非之地,专心把病养好。

水面下的歧视

与张源不同,患癌十几年的钟小敏感受到的职场歧视更多是温吞、隐蔽且面目模糊的,它们不被摆在明面上,更常隐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水面之下,不仔细观察压根看不到——在液态青年的走访中,这是大多数癌症幸存者遭遇到的常态。

“没有任何人和企业会承认有歧视,只有当事人能感受到,也很难举证。”钟小敏说。

2008年,彼时27岁的钟小敏被确诊为乳腺癌。确诊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后期的阶段,治疗风险不小。钟小敏原本是广州一家外企的财务经理,病发前,她的手头正负责着推动公司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在确诊初期曾一边上班一边化疗,一直坚持到手术前夕。

手术后,她休息了四个月,再回公司上班时,她敏感地意识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一些不熟识的同事会偶尔打听她的病情,同组同事照顾她,会默默替她抵挡闲言碎语,也从不让她干重活。

一开始,钟小敏并不在意。直到2010年,当时她已经康复了一年多。一天,她得知,自己岗位之上有了一个晋升名额。上司约谈了她,透露出想要提拔她的意愿,并要求她做出“保证后续身体能坚持,不会复发影响工作”的承诺。

“但我不能做出一个我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承诺”,钟小敏感到荒诞又无力,她突然发觉,“原来从病的那刻开始,我就已经被区别对待了”。

2018年4月23日,身患胃癌的教师何荣林在讲课。他的胃部已完全被切除,且做过八次化疗,他说上课能暂时让他忘记病痛。图源:cfp
2018年4月23日,身患胃癌的教师何荣林在讲课。他的胃部已完全被切除,且做过八次化疗,他说上课能暂时让他忘记病痛。图源:cfp

被区别对待,几乎存在于周影康复后求职的每一个环节。

最初她很自信。她的履历也确实优秀——名校毕业,硕士,得过很多大奖,媒体资源丰富。此前,她换过三份工作,求职成功率在70%以上。但她也做了坏的心理准备,预想可能会有雇主介意她生过病,觉得坦诚沟通就好,不行就算了,“如果一家公司会因为疾病歧视我,那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团队”。

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还是让她慌了手脚。

有些回绝来得粗暴。一个猎头曾联系到她,表示非常看重她的履历,一定要帮忙推到一个好公司。周影不想隐瞒,主动告知了对方病史。结果消息刚发出,就显示已被对方从微信上拉黑。

周影也知道,隐瞒病史,撒个谎、把病休期搪塞过去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她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得癌症不是我的错。”

更多拒绝是模糊而滞后的,这使得她只能在一次次漫长等待中捕捉那些“没有消息的坏消息”。有一次,她经过朋友内推,将简历转给了一位头部教育平台的中层主管。这位主管与周影有过交集,知道她生病的事,便委婉地问她“是不是和小A一样的病”——小A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女孩,得了甲状腺癌。周影如实说了。几天后,对方没了消息。发信息询问,也没得到回复。

另一次,周影参加了一家电商公司内容工作的面试。面试过程愉快且顺利,两天内就面完了两轮。第二轮面试末尾,业务leader在闲聊中得知她去年做了手术,病休了半年。那之后,对方找推荐人打听过周影的病情。

她再没等到下一轮面试的消息。

周影住院时的影像。图源:受访者
周影住院时的影像。图源:受访者

工作的权利

周影不太甘心。她记得,自己刚结束手术那阵,也经历过一时的意志崩塌,“第一反应就是日子不想过了,也不愿想未来了”。但康复后,工作的冲动又时时盘旋在脑海里。她冷静下来分析,一方面接受了自己不再适合高强度工作的事实,但也不愿意就此放弃一切职业理想,变成一个完全和过去的自己背道而驰的人。

过去的周影是一个将工作视为生活全部的人。当记者时,她常奔波于新闻一线,几次出现在危险的爆炸事故现场。生病后,母亲的一个朋友到北京看她,安慰她,“以后安安心心的,啃老就行,家里也不是养不起”。周影是家中独女,长辈心疼她,希望她最好不要急着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跟父母一起过日子。但周影不愿意。

“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钟小敏也是一个事业心重的人。

她的工作一度以数据分析为主,不必坐班,在家也可完成。也因此,身体指标一回正,钟小敏便回到了岗位。主治医生也支持,并告诉她的家人,“尽快回到工作中,对病人身心发展有利”。

但钟小敏对工作的热爱与自信最终还是在人们对癌症的偏见中被消耗殆尽。拒绝“承诺不复发”后,她的上司没有现成的更好晋升人选,于是决定延缓,从头培养一个职级更低、在钟小敏看来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同事。上司没有挑明,但钟小敏却在心里默默做了归因:因为“她没病,她稳定”。

三年后,这位同事获得到了晋升。即使早就预知了结果,但钟小敏看到正式的任用邮件,听到其他同事道出“恭喜”二字时,还是有一种“被电到”的冲击感。

公司宁愿花三年时间从头培养一个人,也不愿意选择自己,钟小敏慢慢陷入一场持续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中,“沮丧、难过,抱怨世界不公。会想,这三年自己的付出有没有意义。”

图源:cfp
图源:cfp

一次次原因模糊的失败求职经历,也一度动摇了周影原本坚定的自信心,她甚至开始怀疑:雇主否定我,真的只是因为我的病史吗?万一就是我个人能力不够呢?

更让她难过的是,面对无处不在的异样眼光,她甚至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倾诉。曾经,周影向一位在她看来“内心柔软,共情能力强”的朋友吐槽过自己在职场上遭遇的歧视,对方简单回应:你是不是想太多,过于矫情了?

重建

抗癌战场上的幸存者,再经历职场上明枪暗箭的歧视,很难不变得敏感脆弱。

2016年,离职之后的张源曾一度不肯接受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依然每天按照上下班时间出门、回家,骗身边人,也骗自己。此后,他的病情再度波动,直到几次漫长的旅行散心后,身体才逐渐回归平稳。再找工作时,他试过坦白病史,过程总是不顺利。再到后来,他不再主动“交代”,才终于得到心仪的offer。

如今,张源在互联网行业做到了总监职位,成为了一定程度掌握“生杀大权”的决策者。有次碰上公司裁员,他特地叮嘱HR,务必摸清其中有没有正生着病的同事,“要尽可能保护他们”。

周影则至今无法完全接纳自己得癌症的事实,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钻牛角尖,冒出一些“我怎么那么惨”的念头,但好在,现在她总是很快想通,朋友们陪着聊聊天,就能更快地好起来。

现在的周影,已经入职了一份自己喜欢的新工作。面试时,她没有隐瞒自己的病情,现任领导们也给了她这个机会。

和其他得癌症的年轻人相比,周影觉得自己有过工作经验,还有家庭支持,已经算是幸运。她认识一个大学时期就患癌的男孩,如今三十多岁了,一直在家待着,没机会进入职场。她觉得,这些把很多时间耽误在医院里的癌症幸存者们,或许还面临着贫困的窘境,如果社会不接纳,没有制度来保障,光靠人性和道德很难兜底。

最近,周影的工作和生活都越发充实起来。忙的时候,她甚至会忘掉一年前生的这场大病,把自己纯粹当一个普通人,除了手上和腹部留下的手术和治疗疤痕会时不时发痒。

至于钟小敏,在经历了病情的两次复发和因癌症导致的晋升受阻后,她最终身心俱疲,选择辞职养病。今年她40岁了,未婚未育,负担不大。这几年里,她看了很多心理学书籍,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偶尔家人会来照顾她,还常常约朋友聚会,病情未平,但也还算自在。

但钟小敏说,她还是最渴望康复后上班。工作于她而言早已超过了经济层面的需求,而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更多的是“想实现自我价值,重新与社会建立连接”。

在知乎、微博、百度贴吧等公共平台上,总不乏一些年轻的癌症幸存者讨论“如何顺利通过入职体检”“如何成功隐瞒病史找工作”等话题。其中,有网友感叹,得过癌症后的人,即使治愈,也一辈子背着类似“刑满释放者”的名声。

北京癌症康复者协会副会长、乳腺癌幸存者李奕告诉液态青年,尽管她感知到了癌症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但人们闻癌色变的偏见却依然顽固:一次,癌症康复协会的成员们在公园打太极,一群游客想跟她们一起玩,李奕自我介绍,“我们是癌症康复会的太极拳队”,对方吓得撒丫子就跑。李奕觉得伤心,她说,对癌症的偏见和歧视先是广泛存在于大众观念层面,然后才落在了年轻癌症幸存者的就业层面。

2018年第二十届北京希望马拉松(上海行)。参加活动的医务工作者、癌症康复患者及家属、志愿者等500余人鸣枪开跑。图源:cfp
2018年第二十届北京希望马拉松(上海行)。参加活动的医务工作者、癌症康复患者及家属、志愿者等500余人鸣枪开跑。图源:cfp

作为还年轻的癌症幸存者,周影曾经幻想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创业,可以做一家只招癌症病人的公司,证明给别人看:得过癌症的人也可以工作,而且能做得很棒。

她也从来不刻意回避自己得癌症的事。认识新朋友时,甚至会主动告诉对方自己是个癌症患者,“有种恶作剧的心态,觉得对方肯定会吓一跳”。

“然后我就可以多告诉一个人:‘你看,癌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没那么可怕的啦’。”

(应受访者要求,周影、张源、钟小敏均为化名)

侯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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