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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暴力逻辑:美国在阿富汗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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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塔利班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就任“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埃米尔。在塔利班攻取喀布尔之后,全世界都诧异于政府军为何会溃不成军,美国的援助为何会失败……

作者丨费萨尔·德夫吉(牛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翻译丨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讲师)

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牺牲了政治(唯一一条走得通的通往和平之路),换来的是大规模的腐败和暴力,而这一切都是以人道主义同情的名义干的。

“那种认为我们能用军事力量来处理全世界的女性权利问题的想法不理性。”8月18日,拜登总统在ABC台接受乔治·史蒂芬普洛斯访谈时说的这句话,就暴露了人道主义干涉的矛盾。它承认,用暴力来对付暴力,只会起到延续暴力的作用。二十年来,关于西方在阿富汗干涉的大量评论认为,西方人道主义掩饰了政治目的,或者说服从于政治目的。但拜登看起来认识到,人道主义远比政治更能为暴力正名,使暴力合法化,也更需要暴力。

在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引起大规模撤离的想象的暴力没有实现之际,流言和歇斯底里一厢情愿地强行让它“发生”了。国际媒体先是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军队及其盟友和塔利班、盖达组织以及ISIS犯下的酷刑、强奸、屠杀和其他战争罪行,然后向一切关于阿富汗国内的暴力的报道偏斜。只有暴力的威胁,才能为离开的联合政府最后的人道主义行动正名——把“容易受到伤害的”阿富汗人撤走。而8月26日,随着ISIS对机场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暴力总算是来了。

甚至,在拜登承诺放弃为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人道主义干涉之际,他没能逃脱定义人道主义干涉的残忍。但为政治而放弃人道主义,不是为算计而牺牲同情。毕竟,在现代,政治已经成为要求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最重要场所了。在使政治服从于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把自由的目标推向一个只有解决了暴力问题才有可能实现的未来。这也是殖民主义的逻辑,殖民主义者认为,殖民地人民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因为他们还在受残忍的苦,还在对彼此残忍。

牛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费萨尔·德夫吉:在拜登承诺放弃为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人道主义干涉之际,也没能逃脱定义人道主义干涉的残忍。
牛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费萨尔·德夫吉:在拜登承诺放弃为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人道主义干涉之际,也没能逃脱定义人道主义干涉的残忍。

反殖民运动一直认为,促使欧洲帝国关心人道主义问题的暴力,恰恰出自于这些帝国给被殖民者强加的禁止:它们不给殖民地人民政治,也不给他们自由。因此,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暴力和不平等。拜登看起来也理解到,已经完蛋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被操纵的选举和它的傀儡领导人,不能建立一个使人能够行使自由的政治舞台。他看起来也理解到,使这种情况得以出现并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正是人道主义的语言和逻辑,无论它服务于什么样的政治目标。

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干涉(这样的干涉注定过渡性的,这也是对的)都以在依赖不平等的同时再生产不平等而告终。人道主义干涉注定是例外的,这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干涉有反民主的性质,与之相伴的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的作为礼物的救济,而不是那些本身不需要救济的人的权利。在这些人道主义者碰巧是外国人的时候,他们甚至更加不应该为对他们的指控负责了。事实上,人道主义只向上对人道主义组织的捐赠者和利益相关者或某个外国政府负责,它不向下对它的受益者负责。

这些受益者,既没有政治平等,也没有高于他们恩主的民主权力,无论他们在分配援助或启动发展计划上提供了多大的咨询服务。因此,除变成人道主义援助的驯顺但有时也善于操纵的接受者外,受益者既不能选择不接受它的礼物,也不能选择暴力反对之。人道主义及其受益者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机构支持像喀布尔刚倒台的那种腐败政府,与之合作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在拯救更多人命上的民主的时候。

战争下的阿富汗
战争下的阿富汗

人道主义干涉不用负责、无代议制意义上的代表且反政治。评价这样的干涉的标准是内部的、经济的,包括是不是由竞争者决定的最好实践,是否具备由市场定义的金钱价值,以及是否完成由预算和时间表来衡量的高效递送。而人道主义干涉的预算和时间表,也都是在没有受益者参与的情况下,被制定下来的。放到一起,这些评价的形式构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行动模型:行动的受益者无权决定干涉者会对他们做什么。结果不只是人道主义取代了政治,人道主义也因此而被经济的标准给统摄了,而后者总会向转向牟利。

西方在阿富汗造成大规模腐败的原因,与其说是战争的紧急状态,不如说是因为干涉本身的新自由主义性质。甚至在涉及军事行动的地方,干涉的人道主义逻辑也胜过了它的政治逻辑。比如说,曾经由军队来执行的无数任务被外包给外部承包商,这就决定性地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如此一来,人们考虑的就不再是政治,而是经济了。毕竟,外部承包商是利润驱动的,利润决定了在行动中,什么是高效,什么是成功;但承包也允许美国和同盟武装力量,把所有债务和政治责任都转移到私有部门。

结果就是一场庞氏骗局。在这场骗局中,公众的钱被转移到私人公司和顾问那里去了,如此,军方在除伤亡人员外不需要付出任何政治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大份额的联邦预算。阿富汗只是这些转移的中间人,资金和利润最终都又回到了西方。有趣的是,阿富汗的主要商品海洛因,也起到了类似的经济作用——它的大部分利润,是在它的外部承包商和顾客生活的欧洲和美国产生的。

经济的逻辑,不需要退出策略。这可能也解释了二十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与军事失败。只要通过女性的权利、女孩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来表现出来的所谓人道主义进步在政府控制区域的持续发展,这一切都是可以容忍的,哪怕过去二十年来,那个区域一直在不断地缩小。

美军与阿富汗儿童
美军与阿富汗儿童

在阿富汗我们已经看到,事实证明,政治及其为自由而牺牲逻辑(sacrificial logic of freedom,即自由是讲牺牲而不讲经济的理性算计的),比人道主义的进步叙事更重要得多得多。我希望通过承认应该优先考虑政治,拜登总统能够理解,对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来说,政治的舞台才是自由的舞台。政治,是人类自由之所在。经济的考虑会延迟或破坏政治的工作,但它们永远不能完全压制问责的观念。只有政治的关系,才能避免同盟占领阿富汗造成的那种大规模的腐败;在政治的关系中,那些要求“民族国家建设”资源的人,在代表其公民的同时,也要对他们负责。没有这样的关系,无论是军事的还是金钱的,人道主义干涉都会容忍不平等和暴力,甚至还会为之正名。

Faisal Devji, “The Violent Logic of Humanitarianism”, Boston Review, September 01, 2021, https://bostonreview.net/war-security/faisal-devji-violent-logic-humanitarianism。经作者和《波士顿评论》授权翻译。

费萨尔·德夫吉,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印度史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印度政治思想和现代伊斯兰政治思想,也关注全球化世界中的伦理与暴力问题。著有《穆斯林锡安:作为政治理念的巴基斯坦》(Muslim Zion: Pakistan as a Political Idea, 2013)。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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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德夫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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