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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噪音为邻:要么逃离,要么“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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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活了二十几年来,最憋屈,最无能为力,也是最恶心的事儿。”

凌晨一点多,天花板上“哐当”一声。傅岳从睡梦中被惊醒,他心跳加速,脑袋里嗡嗡作响,几乎没犹豫,便起身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出了家门。

他打算跟楼上邻居“拼了”。

冲出家门后,傅岳在楼道盘算了会儿,怎么上楼是个问题——“是坐电梯上去?还是走没监控的楼梯?”思考的空当让他逐渐冷静下来,他放弃了。

这是遭遇邻里噪音几个月以来,傅岳最冲动的一次行为。傅岳35岁,在江苏苏州做外贸业务,自认为性格还算温和,深谙待人处事之道,几乎没与他人起过冲突。直到2018年,原本住在他家楼上的一对老人搬去与子女同住,房子被转卖,搬来了由两个老人、两个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妻组成的六口之家,傅岳长达六年的安静被打破。

来自楼上洗衣做饭、小孩蹦跳尖叫、打扫卫生的声音从早持续到晚,傅岳开始变得敏感暴躁。忍无可忍时,他站在床上,抡起胳膊向着天花板一通猛砸,手指关节处受伤流了血,却也没能砸出多大声音。他试着在家戴耳塞、播音乐,都没法改善情况,只好上楼敲开邻居的门,对方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会吵到他,又找了物业上门沟通,也无果。

经过接近两年的反复斗争、沟通,以及自我调节,傅岳最终走出了噪音阴霾。这场“噪音之战”里,他为了减噪、治失眠、脱敏,查阅了无数资料,试尽各种办法,为了与同样受噪音困扰的人分享经验并抱团取暖,他在2019创立了“邻里噪音联盟”,在百度帖吧、知乎、微博等各平台与其他“受害者”交流,分享抗噪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傅岳发现,邻里噪音“受害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用半年时间做的调查问卷,收到了近4000人回馈;他建立的五六个微信群中,群里的人来来去去,但每个群总维持在四五百人的数量。对噪音制造者的诅咒、谩骂,以及相互开解,成了群友们凌晨失眠时的议题。

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2020年统计数据,邻里噪音投诉量正逐年上升,占业主投诉比例已超40%,其中来自楼上的噪音占比最高,占噪音投诉量的80%以上。

根据2008年《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住宅区噪声标准是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不能超45分贝(别墅区标准为昼间50分贝、夜间40分贝)。傅岳和群友用分贝仪在家测了来自邻居的响动,从平均数据来看,脚步声通常40-50分贝;连续跑跳可以达到50-60分贝;一个25公斤的孩子从沙发跳至地面产生的噪音能达到60分贝;在隔音较差的房屋中,拖拉桌椅的瞬时噪音高达70分贝。

受到邻里噪音困扰的人们,有的用音箱播放电锯声、敲门声,或者购买震楼器,以同样的方式反击噪音制造者;有的卖掉房子,搬离奋斗了多年的城市;也有人因为冲动施暴,锒铛入狱。但更多的人因此失眠、抑郁,陷入无望。

来自楼上的响动

26岁的刘浩是傅岳建的群里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他生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2019年春天,父母为他购入了市里的一套房子,打算用作将来的婚房。

刘浩做自媒体工作,每个月挣一万多,住进自己的房子后,一个人自由自在,即使加班到凌晨,也觉得生活很有奔头,外面打雷下雨都能睡得安稳。

平静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就被楼上搬来的新邻居打破了。

首先传来的是装修声,尖锐刺耳的电钻声会突然穿透墙壁,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天不停。为了尽快入住,施工声有时能持续到深夜十一点。刘浩内向,也理解“谁家都要装修,装修的时候都吵,也总有结束的一天”,便忍了下来,从未上楼交涉。三个月后,施工总算结束了。

楼上的新邻居紧接着搬了进来。

这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的女儿、一位老人,还有一只泰迪犬。他们在建材城做卫浴器材生意,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刘浩告诉液态青年,从早上六点到凌晨三点,楼上都在持续不断地发出各种噪音。

邻里噪音投诉量正逐年上升。图片:CFP
邻里噪音投诉量正逐年上升。图片:CFP

早上六七点是孩子的起床时间,她会从床上猛得跳到地板上,天花板传来“咚”的一声,刘浩会在此时被惊醒;白天是老人拐杖敲击地板和小狗玩铁球的声音,而这往往是刘浩周末在家或居家办公的时间;等到晚上,打扫卫生、洗碗做饭、木制桌椅被拖着摩擦地面发出的“刺啦刺啦”声此起彼伏;凌晨一两点,则是大人光脚在地上跑动的声音。

跟装修声比起来,这种日常噪音没那么尖锐,但更隐蔽,往往只有隔着一块天花板的邻居听得到;它同时又不可预测,刘浩不知道噪音什么时候会突然响起,也不知道多晚会停,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第一次凌晨被“咚咚咚”光脚走路的声音吵醒,刘浩只当是偶然现象,谁知噪音持续了两三个月。他忍无可忍,在业主群里对邻居喊话,“哥,大家都要休息上班,以后晚上能不能注意一点儿?”对方回了会注意,但当天凌晨三点,拖拉椅子的声音再一次传来,比之前声音更大。

刘浩买了桌椅腿的塑料套,跑上楼敲门,请求大哥给桌椅套上,并称“以后有磨损或者坏了,我再去买”,对方压根没收,说自己家的事儿不用别人管。

一开始,楼上邻居的逻辑是“我们楼上也吵,但我们从来不去找人家”;再往后,他们觉得刘浩“大题小作”,“故意找茬”;到后来,邻居不再承认是自己发出的声响了,有时还会故意报复。

2020年5月,刘浩的表弟来家里住了一阵,凌晨一点,被楼上打扫卫生的声音吵到,兄弟俩一起上楼理论,对方直接喊话,大概意思是,“收拾房间是我们的自由,注意不了,谁让你住楼下的。”刘浩觉得对方蛮不讲理,懒得再去沟通,索性删掉了对方的微信。

刘浩找过物业和派出所投诉,得到的答复是“楼上楼下的,有点动静很正常,互相体谅一下。”

但他无法体谅,“这是我活了二十几年来,最憋屈,最无能为力,也是最恶心的事儿。”

孤立无援

2020年5月沟通失败后,刘浩对声音愈发敏感起来。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只要听到楼上有响动,他就会停下手里的事,开始专注听楼上的动静,接着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他无法控制自己这种行为。而在之前,即使夜里刮风打雷,他都不会被吵醒。

为了让自己静下来,刘浩在家的时候,除了洗澡,其余时候都戴着耳机,白天听交响乐或有声书,夜里听助眠的白噪音,并且将声音开到最大,“不然根本没法在家呆”。如今他到哪儿都要戴耳机——外面突然响起的建筑噪音,都能立刻让他烦躁起来。

他的睡眠变得支离破碎。经常到了凌晨三四点,已经很累了,整个人迷迷糊糊,周围也都安静了,可还是没法入睡。即使在亲戚朋友家过夜,他也总要熬到凌晨三点才能睡着,“总害怕楼上会突然响起声音,没有安全感”。就算睡着了,也容易惊醒,睁眼想到楼上噪音,便又睡不着了。

持续的失眠和焦虑下,刘浩觉得自己性情大变。他变得暴躁,经常听到楼上的响动后无处发泄,随手拿起手边的手机、烟灰缸或者音箱,就往地上摔,情绪也经常失控,甚至会痛哭。他对工作也变得“破罐破摔”,剪视频时没耐心一帧帧去调,配乐和特效就“胡七八糟随便弄”。

2020年冬天,耳机戴久了,刘浩开始经常耳鸣,耳朵里会流出一些黄色的液体。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了中耳炎,警告他不能长时间戴耳机了。今年4月,他又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诊断结果是双相情感障碍。他现在每天都在吃药,每个月医药费要花2000块。

在噪音“受害者”群体中,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并不少。傅岳告诉液态青年,他们群里就有许多患抑郁症的人。10月30日凌晨,群里探讨抑郁问题时,一名群友称自己“重度抑郁,吃了一年多药”,“跌入了深渊”。

在噪音“受害者”群体中,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并不少。图片:CFP
在噪音“受害者”群体中,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并不少。图片:CFP

刘浩不愿意把负面情绪带给朋友,只跟父母诉苦。父亲觉得他大题小作,劝他“忍忍”,“楼上孩子还小,总有长大的一天”,但刘浩认为小孩的素质取决于家长素质,并不抱期待。再之后,一聊这件事,两人总吵,父亲最终会以“你当初不好好学习,这是应该承受的后果”来埋怨他。刘浩不理解这个逻辑,他觉得父亲不理解自己,过年回家基本不再与父亲讲话。

一个人忍受噪音,刘浩觉得“孤立无援”。两个月前,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天傍晚,他跑到一栋废弃的大楼,喝了点儿酒,愈发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坐在楼顶,他想起这两年受到的折磨和疾病,再想到工作中的不如意、被催婚的苦恼,想着不如跳下去,一了百了。

最后,他想到了父母,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得对父母负责。这让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逃离者和幸存者

为了躲避天花板凌晨传来的噪音,刘浩搬到厨房睡了半年。现在,他每天下班回家吃了饭,都尽量“躲出去”,跟楼上的噪音相比,傍晚公园的广场舞音乐都动听了许多。周末,他就去市图书馆待着,一直到闭馆了才回家,至少避开了楼上小孩白天的吵闹声。

“躲”是邻里噪音“受害者”们惯用的方法。来自上海的群友陈玉文曾经为了躲避邻居噪音——小孩用椅子磕地板的声音、用力跑跳的声音,各种杂物掉落的声音,在车里睡了两年。

她一度把父母接到上海生活,老人因为无法忍受楼上噪音,只在新房住了半个月就回了老家。和邻居反复沟通、交涉无果后,陈玉文买了辆车,她并不需要经常开车上班,只是把车当作了自己的另一个家——她把车停在避风的地方,每天晚上回家洗完澡,便直接上车,将车窗拉开一条缝通风,盖着被子在里面过夜。

新冠疫情爆发后,她索性自告奋勇去国外出差了三个月,只为躲避噪音。回国后,她用震楼器和邻居展开斗争。震楼器引来邻居在她家门口扔了满地垃圾,于是陈玉文以对方恶意丢垃圾和制造噪音为由报警;陈玉文买了共振音响开着,自己跑到楼下车里去住,这次是邻居报警告她“噪音扰民”。

最后,陈玉文卖了房,离开了上海,这场“战争”才得以消停。她将自己的经历投稿给傅岳,退了群,便再也没出现过。

傅岳也不是没考虑过换房子。但他这套房子是学区房,买来就是为了方便小孩将来上学,同样地段的学区房,如今的价格要比他购入时高出五六十万。几经权衡,傅岳觉得换房并不现实。

重庆一位居民深受楼上邻居噪音干扰。图片:新闻截图
重庆一位居民深受楼上邻居噪音干扰。图片:新闻截图

他曾短暂地回乡下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原本开车上班需要40分钟,回老家后,通勤时间变成了一个半小时,但傅岳终于能睡个好觉了,状态也逐渐在恢复。在他看来,晚上休息好了,即使在早高峰堵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生活还是“更舒服一些”。

心情逐渐平和后,他决定跟邻居“打感情牌”——拿出自己做业务的沟通技巧,多方打探到邻居大人小孩的基本工作、学习信息,抓住他们对小区停车位不熟悉的情况,加了微信,热心帮忙解决问题。

随后,每次傅岳回市区的房子时,总找机会和邻居嘘寒问暖,给小孩送点礼物。再熟一些,他买了隔音减震垫送到对方门口,不提噪音的事,只说在家铺的垫子买多了,将多余的分给他们。邻居收下后,他感觉天花板上方传来的噪音小了许多。

碍于面子和关系,邻居不再肆无忌惮地制造噪音。2020年春天,傅岳的小孩该读小学了,全家都搬了回来,生活恢复正常。

在傅岳看来,遭遇日常生活噪音,“就像遭遇灾难”,而他通过和平沟通,成为了其中的“幸存者”,但这种方法也仅适用于自己的情况。他后来将“邻里噪音联盟”改成了“安静之家”,依然在不定期更新科普内容,并向群里的“受害者们”提供建议。

经过几年来对噪音问题、邻里噪音纠纷案例的了解和分析,傅岳发现,大部分人对于噪音的反应,不取决于噪音分贝有多大,而是出于对噪音制造者的厌恶。这种厌恶往往产生于长年累月的沟通障碍,反复沟通受挫后,不少人会陷入对邻居的厌恶,甚至仇恨。

这种仇恨,体现在“安静之家”群友们的群昵称中。不少人的昵称,都由“楼上”“噪音”和带有诅咒性质的词组成。也确实有些“仇恨”引发了暴力事件:10月中旬,江苏一女子凌晨被陌生男子闯入家中殴打,据当地警方,施害者可能由于噪音原因而对邻居施暴。2019年11月,河南郑州一男子杀害了楼上三名二十多岁的女孩,经调查,被害女孩为嫌疑人楼上租客,因其长期在夜间制造噪音,双方存在邻里噪音纠纷。2019年4月,青海西宁一男子持刀闯入邻居家,砍伤4人,作案动机也是因为无法忍受邻居孩子的吵闹声。

傅岳也接到过类似的群友投稿。对方被楼上噪音折磨了三年,期间使用过震楼器、堵门锁等方法报复,两家多次去派出所,闹到了街知巷闻的地步。后来,在一次纠纷中,群友冲动之下将楼上的老人推下楼梯,事后医生诊断老人可能变成植物人,他也因此入狱。

群友在文章结尾写道,以身试法终究是不值得的,但“如果噪音有解决办法,大家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漫长的事

傅岳把邻里噪音比作“点燃负面情绪的火苗”,一旦点着,就可能被怨恨和焦躁吞噬。

在他之前的调研中,70%左右受到邻里噪音干扰的人,是25-50岁、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或中年人。他们倾尽全家所有,在城市里买房定居,或多或少背负着工作、子女教育和父母养老的压力,每个月都要偿还房贷,焦虑无处不在。

邻里噪音在城市里很常见。图片:CPF
邻里噪音在城市里很常见。图片:CPF

而从自己过往经验和各种案例中,傅岳认为,对个人来说,要逃离邻里噪音,如果无法通过沟通解决,只能反击。反击无效后,只有两条出路——搬家和“你死我活”。

目前,中国对邻里噪音还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的规范和处罚。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而目前使用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是1997年颁布的,并没有关于邻里噪音的界定、规范和处罚的条款。

而在傅岳看来,只有建立规范的邻里噪音治理流程,才能加强约束。他和“安静之家”的群友们会去中国政协网、中国政府网的留言平台和国务院客户端,以及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的两会专题的留言窗口上建言,呼吁关注家庭住宅的邻里噪音问题,制定细化的邻里噪音整改标准,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

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或许能够提供借鉴——韩国在2014年颁布并实施《共同住宅楼层间噪音标准规定》,将邻里噪音细化为蹦跳或走动、开关门窗、敲击和锯东西、拖动桌椅和家具、运动器械、电器乐器等发出的噪音,并为其设定了日间57分贝,夜间52分贝的标准,一周内3次超标,就属违法行为。

社区层面的介入或许更方便直接。而在邻里噪音矛盾如此普遍的当下,傅岳从未见过小区里有过相关宣传,他希望社区能像宣传尊老爱幼、节约粮食一样,将居家文明写入宣传栏,从道德角度去引导居民。

“这是一件漫长的事,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群就能解决的。”傅岳感叹,“如果楼上能自己体验一下噪音,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不久前,他深夜在楼道遇到了曾经的邻居——那个噪音制造者,对方一脸惆怅地抽着烟,说是因为他家楼上刚生了三胎,老人也搬来照顾小孩,而他正在为邻里噪音抓狂。

由于这段时间内蒙古疫情形势严峻,当地的图书馆和网吧暂时关闭;天冷了,公园也没法呆了,刘浩只能待在家里办公。前不久,他又失眠了一次,只要楼上一发出噪音,就拿用秋裤包着的篮球砸卧室天花板。几天后,他在凌晨四点好不容易睡着后,听到了撬门的声音,透过猫眼,他看到了邻居夫妇。

更大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刘浩买来了铁的棒球棍,找了两块木板,打算下次反击时“死命敲,一晚上不睡地敲”。最近几天,他又在对着防盗门的桌子上放了收音器和摄像头,防盗门外也安了猫眼摄像头,为了发生冲突时备好证据。

“到了那一刻,大不了鱼死网破”,这一次,刘浩“不打算再忍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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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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