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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镜头下“表演”争吵:情侣在私密空间会如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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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和伴侣有独一无二的私密空间呢?

车里坐了一对情侣。有时男人开车,有时是女人。有时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晚霞,有时路上行驶的车灯照亮了两人的脸。有时一人专注地开车,一人困倦地打着哈欠,有时他们堵在上班路上,随口唱一句吐槽糟糕的路况。慢慢地两人无话。在一次爆发式争吵后,女人摔门下车,留男人独自一人。

这是5分钟左右短片《车内的两人》中的情景。导演是张照。

2020年,张照把GoPro(运动相机)架在副驾前面,拍了两个月的素材,主角是她和男朋友老潘。最终,张照通过剪辑讲了一对情侣从热恋到冷却、迷茫的过程,做了一个“用纪录片的素材讲了一个故事片”这样的影像试验。

而现实中,她和老潘争吵的当下便很快和好,在一起已经四年。

《车内的两人》短片入围了2021年“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有人质疑她抄袭剧情片《情诗》——另一部关于情侣在车内发生冲突的电影,但张照对液态青年表示自己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张照今年27岁,认识男友之前,她满足于坐在办公室当个精致白领,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老潘比她年龄大很多,是一个制片人,过着随性自由的生活。她承认男友的这种理想主义吸引着她,帮她找到了自我,以及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她的讲述。

“表演”

我男朋友老潘有一辆二手吉普车铃木吉姆尼。它特别小,看上去像一辆玩具车,第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是个老年代步车。想要去后座得把副驾驶座放倒,这辆车正常能坐四人,挤挤可以坐五个。

我在法国旅游时买了一个香薰挂件送给老潘,他已经在车上挂了三年,懒得摘,早就没味道了。

我们都很喜欢这辆车,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开着它去看夜场电影,去阿那亚玩,去谈工作,甚至在车上过夜。去年疫情刚开始时,有次我俩开车出门,凌晨两三点回去时被拦在外面不让进小区,只能开车在城里溜达。在一条小河边我们以为看到了很美的星星,下车发现只是从一栋建筑传来的灯光。后来我们在车上开着空调睡了一会儿,天亮才被放进小区。

两人的二手吉普车,受访者供图
两人的二手吉普车,受访者供图

2020年8月某天,我跟老潘开车回家时聊了一路电影,酣畅淋漓,后来我想这次聊天如果能被记录下来该多好,便在副驾前装了一个GoPro。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朋友们,他们都觉得有意思。大概拍了两个月,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我上下班路上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有时还要开车去谈项目。

这辆车陪我们度过了很多时光。有次我们和同事去谈业务,回程时看到夕阳就在前面挂着,我们三个女孩挤在后座,蓝牙音响里放着新裤子的歌,我们跟着唱,让人忘了身在何处,忘了是不是堵车。

时隔一年,我跟其中一个女性朋友闹掰了。看到有她出现的画面,我会回想起她对我的背叛,和一段信任关系的终结。看到她在素材里出现时,我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拍摄记录的第三天,我和老潘经历了两个月里最激烈的吵架。

当时我在拍单立人喜剧在北京的三个演员(周奇墨、宋万博、周欣雨)。他们三个在一次巡演后各自的事业和生活有了分叉,那次巡演之后,宋万博滞留北京,直到现在都有点儿默默无闻。周奇墨参加了脱口秀大会,今年夺冠了。周欣雨离开了“单立人”,去了上海的“笑果”。那会儿老书虫书店(注:国内脱口秀最早的演出场地之一)也倒闭了。倒闭那天老书虫又办了最后一次脱口秀演出。我想把这三个人再加上老书虫的命运剪成一个长片。

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开车从公司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潘,他说想法挺好,但是除了那次巡演,他们三个人生活中基本过着各自的生活,交集不够,他怀疑能不能剪成一个70分钟到90分钟的长片。

我可能有点不耐烦,说了一句:“创作方面的事儿你不要操心。”他立刻炸了,延伸出很多东西,“只有你在创作,我们这些人做的东西就不是事儿,就不重要?”我平时做导演和剪辑工作,他是制片人,我这句话伤到了他的自尊心,可能他觉得我不尊重制片工作,不把他当回事儿。

那天我们吵了一个多小时,吵到我泪流满面。他看我哭有点儿慌,冷静下来,说着希望彼此理解之类的话,最终两个人和好,在车内拥抱,亲吻。

下车后没走两步,我们俩开始爆笑,互相调侃:“你刚才演得不错啊”“你可真是个好演员”。

很明显,刚开始我们都很在意GoPro的存在。我们都在拍摄面前放大了情绪,有“演”的成分。真实情况下没必要吵一个小时,我也没必要泪流满面。

去年因为手头忙其他项目,剪辑的事就搁置了。今年5月份, 我看到了First的超短片单元,正好手头没什么项目,开始剪辑这些素材。

最终,我想剪一个关于我和老潘两个人的短片。

短片《车内的两人》截图
短片《车内的两人》截图

最初我剪了一个五分钟吵架的短片,但故事性没那么强,之后又剪了现在的版本,模糊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讲一对情侣从一开始甜蜜地说说笑笑,到争吵,最后剩一个人的过程。

好多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跑来问我:“你们到底分没分手啊?”

我只是用了一些剪辑的技巧,比如短片里我们两个吵完架我关车门下车,表现我们两个之间闹得很僵;在现实里只是单纯关门,没有情绪。还有最后老潘自己开车,是我把那些沉默的空镜头单独拿出来,放在影片后面,营造一种孤独的氛围。

我把朋友叫到家里来看影片,他们看一个小时的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并一致认为老潘太矫情,怎么能因为这样一句话引申出那么多含义!

“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等片子出来我才意识到,这部短片好像做了一个影像试验,记录了在独属于情侣的私密空间中,两人的亲密关系和相处模式。我的朋友也很受启发,他想到自己和女朋友总是在浴室发生争吵,一人在洗澡,一人在刷牙时聊两句就能吵起来。还有另外两个女性朋友睡在一个房间的两张床上,睡前聊天时也经常发生争执。

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很多时间都被手机或者工作绑架了。比如两个人在家里,都是柴米油盐的琐事,在工作室,聊得最多的是项目。睡前我们俩躺在床上会一直刷手机,或者看一部电影,但看完电影通常很晚,也不会深聊。

只有在车内这个私密空间内我们才会聊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全神贯注地开车,另外一个人会想要陪着这个司机聊聊天,让他不要困。

老潘和张照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老潘和张照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短片入围了今年“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23部入围短片中的一部,颁奖典礼那天先把入围短片都播放了一遍。

当时我们一行五人坐在观众席上,位置在正中间,C位。我的朋友们都调侃这个位置好像很适合得奖,走上台的时候要经过很多人,接受他们的注视也很合理。

没想到第一个放映的就是《车内的两人》,放映顺序按照首字母排的。因为短片是GoPro拍摄,所以放在大荧幕上躁点很多,画质很不清晰。看着大屏幕上出镜的自己,说实话有点儿尴尬。

那天颁了“年度超短片”和“陪审团大奖”,我知道自己拍的够不上,但还是在公布名单的时候紧张了一下,我悄悄告诉坐在旁边的老潘,获奖感言都想好了。他就笑。

最后我没有得奖,但赞助商给我们入围的导演每人发了一部手机,我挺开心的,这部手机我给我爸用了。

但挺多人质疑我抄袭了王晓振导演的《情诗》,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这部电影。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

大学时我读广告专业,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实习。我很能融入上海精致的白领生活,每天穿得美美的,坐在办公室里,等下班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去接我,我们隔三差五地在大众点评App上找排名靠前的店吃饭。我老家在江苏南通,他家也在上海有房子,一切看起来都很合适。

直到有天他跟我规划结婚后的打算,我满脑子都是我真的要跟这样的人结婚了吗,对于和他一直生活这件事,我充满怀疑和恐惧,便诚实地告诉他我的想法,并提出分手。

毕业后我去英国华威大学读了一年市场营销专业,但我没把心思放在专业上,天天泡在艺术中心,无事时去电影院帮人检票,还能免费看电影,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电影感兴趣。

我加入了学校社团“电影制作社”。社团里定期拍短片,几个人随机组成一个摄影团队,都是一群学生在玩儿,用的都是自己买的机器,也没有导师指导,但创作氛围很浓。拍完之后还会把片子放映出来评奖。

组建的团队哪国人都有,英国,法国,瑞典,马来西亚。他们都是电影专业,开拍之前要围读剧本,拍片时也用比较专业的术语,跟他们沟通我还是挺紧张的。

我们拍过一个命题式短片“the worst birthday ever”(最糟糕的生日),讲一个哥哥去世了,弟弟在哥哥生日那天缅怀他,带点儿悬疑色彩,最后还获奖了。

我在那个片子里担任摄影师,但其实导演比当时的我更懂视频摄影。拍哥哥坟墓时,我把摄像机固定住。导演说这个画面要营造一种比较难过的一种情绪,你要故意做出晃动的效果。然后他帮我把三脚架举起来,正常地手持摄影机拍出晃动的画面,算是完成了。

我做学生时很喜欢坐火车去伦敦拍街头艺人,拍他们在街头的表演,和他们简单聊两句就算采访,素材用旁白串联,就算纪录片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还很肤浅稚嫩,拍的东西也很表象。

2017年我回国,来北京找工作——不同于上海的精致,这里简直可以说“粗粝”。我在大象纪录给创始人秦晓宇做导演助理。想当摄影师,但拍片的机会很少,每天做的工作很杂,要见客户、写东西、做ppt、偶尔剪片。还得写招商计划书,一开始不懂,写得跟“屎”一样。

2017年底的大兴火灾过后一段时间,秦晓宇导演和老潘让我背着机器赶紧拍素材。我到了现场,看到了挖掘机,我爬到一段矮墙上,看到房屋在我面前倒塌,原先的张亮麻辣烫或者兰州拉面馆变成一座座巨大狰狞的铁垃圾。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很早,为了省钱背着大机器骑共享单车到地铁站坐地铁,或者直接坐公交,去大兴或者皮村这些比较边缘的地方拍素材。我记得还有人在现场打麻将。我们笑说他们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过好,他们说只是在等着雇主结工资。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那一刻我的命运和被拍摄者们的命运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担忧。

更多时间,我做的是制片工作。2018年王丽娜导演拍《第一次的离别》,我们自己先垫钱拍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我需要跟导演去见投资人。

这部电影非常文艺小众,如果不是因为它是2020年7月20日电影院在疫情后重新开业时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可能都没什么人知道。投资人关心的是回报是什么,我坐在旁边插不上话,想了想自己根本不适合做制片人。后来这部作品在2018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奖,投资才慢慢进来。

《第一次的离别》入围了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因为我英文不错,就代表团队跟电影节的人接洽,帮助他们走电影节流程。这部电影获得那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虽然我对这部电影有些帮助,但感觉自己的角色非常边缘,羡慕主创能够放映自己的电影给观众看。

当时更确定要创作,后来我就辞职自己接活儿了。

老潘拍的张照,受访者提供
老潘拍的张照,受访者提供

自我

大象纪录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地方,直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比如在拉不到投资的时候工作室的那种清苦,都是为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会拍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不太向资本妥协,比如之前拍过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讲述写诗的工人,还有后来的《余生一日》。

《余生一日》(现改名《一日冬春》)召集全国各地的人在2月9日那天随手拍下生活场景,邮寄过来,剪辑成一部长片。后来我们收到了4000多段素材。

《余生一日》的想法就是老潘主导的,他总是有很多灵光乍现的时刻。那时大象纪录的伙伴被困在北京,情绪波动也很大。他想到这个点子,当天晚上就在网上发布了这个计划,行动很快。

我在大象纪录的时候,认识了老潘。他做制片人,跟我有挺大的年龄差,不过看起来很年轻。

我之前的生活中从来没出现过老潘这样的人——他因为没遇到合适的人,到40岁也没结婚;因为跟老板理念不合,年薪五十多万的工作说辞就辞,来到了大象纪录创业。我从小是个乖乖女,上课坐在前两排的那种,他的随性和理想主义很吸引我。

在遇到老潘之前,我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感谢他帮我找到自我。

老潘像我职业的领路人,有什么不懂的拿不准的我都会问他,一开始我很依赖他。但最近我见客户时就不太愿意他坐在旁边听,我会紧张。那种旁听不说审视,但你总感觉他脑子里在挑你哪里说的不好,我会不自觉地不自信,不自觉地瞄他。就像我在小时候上台英语演讲一样,只要我妈坐在下面看着,我一定讲不好。

每次见完客户或者主持完会议,他总会一条一条列出来我的不足,我知道他希望我更好,但这样也挺打击我。

张照,受访者供图
张照,受访者供图

我和老潘两三天就会拌一次嘴,非常频繁,但我们都是因为创作理念或者工作上的问题吵,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吵,彼此很宽容。比如别的情侣会因为长时间不回另一半微信吵架,我们不会,影视工作忙起来几个小时不看微信非常常见。

每次吵架的时候也一样,他总是理智地讲道理——我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你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并希望我们都有所改进。

但我相信他,这是他成熟的表现,也相信他确实不是抬杠,而是真的认为我们都要努力改进不对的地方。

在被他慢慢塑造的同时,我担心我的自我会越来越小,因为有些刁蛮的小习性我是压抑的。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坐下来坦诚地告诉他,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所以变得非常讲道理,学着做饭,但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不讲理,只是被压抑住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告诉我只要做自己就好了。我松了口气。

今年我打算去上海,一是为了离父母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他们年纪也大了。也可以看看上海有没有新的工作机会,不过我和老潘要辛苦一些了。

现在正等着去上海的那一天, 未知感特别强,所以我每一刻跟老潘,一起工作的小伙伴或者在北京的任何朋友在一起,我都会非常珍惜。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下一面。

叶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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